問責官員復出考驗問責制成效

　　自2009年5月22日《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出臺以來，官員被問責的案例很多，這對建立責任型政黨和責任型政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也對維護國家利益、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權益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但這并不代表官員問責制已經完善。這也是近年來有關官員問責后，如何復出甚至該不該復出等問題持續發酵的原因所在。

　　從問責制本身來看，被問責官員能否復出是問責結果的核心問題，也是社會上對問責制爭議最大的問題之一。從國外的情況看，如果被問責官員屬于決策類或政務類官員，一旦被問責，復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除非是公眾原諒并重新通過選舉上臺。按照慣例，被問責官員應該大部分不復出才對。但現在的情況是，官員被問責后，幾乎都能復出并換個地方官復原位，復出過程和程序都不透明、不嚴格，嚴重地消解了“問責制”作為法規的嚴肅性。這使得一些官員將問責視為玩“過山車”游戲，上下都是暫時的，對握有權力而“精神懈怠”的官員基本上失去了警示作用。因此，公眾對問責制的實際效果產生疑問是合理的。

　　被問責官員再受任命，不僅關系到問責制本身的效果，而且關系到群眾對黨和政府的信任度，應當更加慎重。那種以“我們黨培養一個干部不容易”來主張問責官員復出的理由，在理論和實踐上都不成立。安全生產上有個“海恩法則”，大意是說在一次重大事故背后，有29次小事故、300次事故預兆和1000個事故隱患。海恩法則用到被問責官員的身上也大致合適，之所以由于一次重大的責任事故被問責，也是被問責官員長期不負責任，對黨的事業、人民的事業不“敬重”的必然結果。對于一個在實踐中證明在道德上、政治上或行政行為上有瑕疵或過錯的官員、一個沒有責任心的官員，如果不經過嚴格的考核，證明其能夠承擔起領導責任就讓其官復原職，那無疑是對公共利益的漠視，會使黨和政府的威信受到傷害，會增加我們“治吏”的難度。因此，對問責官員復出采取更加嚴格、慎重的態度，才能更完整、充分地發揮問責制的政治與社會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