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農村建設用地的流轉面臨不少政策、制度障礙。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也需要進行合理流轉，面臨的最大障礙是城市和農村建設用地產權不平等。城市建設用地的產權歸國家所有，農村建設用地所有權歸集體所有。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的產權有些功能未實現，所有權的權能實現不充分，即農村土地產權是殘缺的，與城市相比，在同一區位的情況下不同權不同價。農村建設用地產權的改革，在向與城市同地同價同權的方向發展。在此過程中，我們只有深刻反思目前的土地流轉中存在的問題，才能夠更好地保護農民的土地收益。對需要流轉的集體建設用地，要重點開展所有權和使用權確權登記，特別要開展集體經營性用地的認定和確權，為集體建設用地流轉提供條件。

　　第三，農地轉為建設用地的補償標準偏低與過高相悖并存。這一問題也即征地制度改革的問題，主要體現是對農民的征地補償整體偏低，以及部分地方補償過高，兩種相悖的現象并存。國家規定土地補償費、安置費不超過該農地前三年平均產值的30倍。目前，全國征地平均補償大約每畝在3萬左右，而土地出讓價約平均在45萬左右，對農民的補償費用只占土地出讓總價的百分之幾，補償明顯是偏低的。個別地方政府低價征地，然后高價出售，這已成為政府土地財政的一個渠道。

　　補償過高的地方主要在經濟發達地方，尤其是城市邊緣。土地拆遷補償沒有配套的稅收等政策約束，補償動輒幾千萬甚至上億，出現一夜暴富的現象。這不僅導致了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拉大，也有違公平。

　　因此，我們需要對土地制度進一步改革和完善，并作一些有益嘗試。這些問題值得我們思考和研究。

　　土地改革應以保護農民利益為前提，需綜合考慮，穩步推進，繼續挖掘和發揮土地公有制優越性的最大潛力。

　　光明網：政府應該在農地流轉中扮演什么角色？如何改變農民弱勢地位？

　　嚴金明：農民相對政府、集體和開發商而言處于弱勢地位，我們應對農民應給予更多關注。農地流轉過程中政府要確保農民生活水平不降低，長遠生計有保障的大原則，給農民比較公正、恰當的補償。

　　農地流轉過程中，現在補償低的大多是政府推動和參與的項目，如高鐵、公路等政府項目。在這些項目上，應適當提高對農民的補償水平。比如，一些實行股份制經營性的項目，農民能不能參股等，是值得研究和討論的話題。同時推進基礎設施項目征地制度改革，保障農民合法權益，使他們能夠分享改革成果。

　　對于純經營性用地項目，全國不一定非要實行統一法定補償標準，中央政府應該簡政放權，讓地方實行區域差別化和多元化的政策，土地非農化實行市場化補償，并亟需輔之以配套的稅收制度改革，以體現土地外部性增值漲價歸公這一基本原則。

　　改變農民的弱勢地位，需要國家推進相關法律制度的改革，制定政策切實維護農民權益。要有保護農民利益的大原則，有可操作性，制定的更詳細，給農民更多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