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市人民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黨組書記、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肖林

　　■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的，是在穩定和擴大社會總需求的前提下，通過全面深化改革，最大限度地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提升增長質量效益，增強發展動力，從而實現經濟高效持續增長。從這一點來看，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本質特征不謀而合

　　■把目光僅僅放在“供給側”，忽視“結構性”和“改革”，是我們經常陷入的誤區之一，因而往往一葉障目、不見森林，缺少更高的戰略視角。“結構性”和“改革”，可以說是理解“供給側”的一把鑰匙，讓我們對當前經濟改革的深刻性、復雜性和艱巨性有更為全面的把握

　　唐代大詩人李白寫有著名詩句：“誰揮鞭策驅四運，萬物興歇皆自然。”這是詩人對“自然規律”發自內心的尊重。其實，經濟規律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任何一種經濟學理論占據主流地位、發揮重大影響，必有其理論存在的自然基礎和規律使然。就如同2015年11月中央首次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至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已成為我國經濟新常態下指導改革發展的新思想新理論。這是經濟形勢的大勢所趨，也是經濟規律發展變化的結果。

　　在最近出版的專著《新供給經濟學：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持續增長》中，出于術語表達上的方便與需要，我提出了供給經濟學和需求經濟學的理論表述，分別用來指稱把經濟分析重點和經濟政策重點放在供給側或需求側的經濟理論。

　　從西方經濟學理論看，供給經濟學關注的是生產力和經濟長期發展能力，供給側管理針對長期制度和結構問題；需求經濟學關注短期經濟增長問題，需求側管理強調短期有效性。不過，即便從西方經濟史角度來看，供給側和需求側的經濟學研究其實一直呈現合流的趨勢。雙方在多數情況下，不是涇渭分明，不是“道不同不相謀”，相反，它們更多的是相互融合、互相補充，頗有點“云為山態度，水借月精神”的味道。

　　從中國經濟學理論看，供給經濟學理論研究主要集中在所有制和產權、現代企業制度、生產要素供給效率等方面；需求經濟學理論研究主要集中于收入分配制度、政府的作用、比較優勢等方面。長期以來，經濟學界針對供給側、需求側和結構方面的理論研究、探索，為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形成提供了深厚的基礎。作為中國新供給經濟學的核心理論觀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經濟思想顯然具有不同于西方供給經濟學派及西方結構主義思想的特征，本質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為什么這么講？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的，是在穩定和擴大社會總需求的前提下，通過全面深化改革，最大限度地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提升增長質量效益，增強發展動力，從而實現經濟高效持續增長。從這一點來看，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本質特征不謀而合。

　　與時下不少理論和學者強調“在供給側做改革文章”不同，我理解的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包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三個維度。“供給側”是指著眼于供給端和生產端的管理及制度建設，提升資源要素供給質量效益和產出水平；“結構性”是指實現結構優化調整，化解結構性問題，提升資源要素配置效率，實現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改革”是原有制度改革和新制度構建，構建有助于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制度保障。

　　三者緊密聯系在一起，環環相扣，構成一個整體。把目光僅僅放在“供給側”，忽視“結構性”和“改革”，是我們經常陷入的誤區之一，因而往往一葉障目、不見森林，缺少更高的戰略視角。“結構性”和“改革”，可以說是理解“供給側”的一把鑰匙，讓我們對當前經濟改革的深刻性、復雜性和艱巨性有更為全面的把握。

　　如何真正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需要來自政府與市場的雙重發力，更需要經濟系統內生變量和外生變量的共同發力。

　　一方面，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生變量，是指直接推動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變量。要通過強化全要素生產率、提升資源要素配置效率，實現要素資源效率最優化。其中，全要素生產率提升就是要著力提升勞動力、資本、技術、土地等資源要素供給效率；資源配置效率提升則需通過促進資源要素在不同生產領域合理流動、科學配置來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