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樞川

　　2015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中央正確認識經濟形勢后的主動選擇，為我國經濟中長期發展指明了道路，相應的也為財稅體制改革與財政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

　　協調好財稅體制改革的整體進程與供給側改革要求的具體改革事項。作為改革的先行軍，財稅體制改革需一定的超前，方能更好發揮國家治理的基礎性作用。《總體方案》明確的財稅體制改革時間表是2016年基本完成改革重點工作和任務，2020年基本建立現代財政制度。要想如期完成改革任務，財稅體制改革的整體進程必須加快推進，才能更好配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立足長遠的考慮。但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求的財稅改革具體事項來說，由于財稅改革牽涉面太廣，且經濟體制、經濟結構內的一些矛盾短期內無法得到解決，因此一些具體財政改革事項必須選擇好改革時機和窗口時點，才能得以順利推進，否則將遭遇較大的改革壓力。可以用房地產稅對這一要求進行說明。從各國房地產稅的實踐經驗來看，房地產稅的推出是歷史的必然，這一方面是完善國家宏觀政策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培植地方政府主體稅種，減輕地方政府對土地出讓金等收入的依賴。去庫存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出的重點任務之一，而消除房地產庫存又是重中之重。這一背景下，如果房地產稅不能在比較合理的窗口推出，將遭遇較大的阻力，其效果也會大打折扣。

　　財政政策在將供給管理作為主攻方向的同時，也要做好需求管理。長期以來，在我國宏觀經濟調控的實踐中，需求管理政策被過度使用，經濟結構深層次的問題被一再延后。需求管理由凱恩斯提出，但是為了應對“大蕭條”這樣非常規的經濟問題。在我國，需求管理卻有長期化、常態化的特征，最后導致經濟自我調節、自我矯正的功能得不到施展，經濟也呈現出“虛胖”和結構失衡的問題。庫存偏高、產能過剩、“僵尸企業”等問題，均可以追溯到過度需求管理的源頭。因此要清除經濟發展路上的這些“攔路虎”，只有從供給側主動發力，做好“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工作，才可能破解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困局，保障中國經濟持續穩步前行。

　　將供給側作為主攻方向，政府的“有形之手”就不能像以前那樣伸得過長，應更多地發揮好企業和個人的作用。具體到財政政策，是要通過各種稅收措施，降低個人稅負和企業成本，充分調動其積極性和創造性。在降低個人稅負方面，一個重要措施就是要改變當前個人所得稅弱化為“工薪稅”的現象，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將工薪、勞務所得等統一納入到綜合范圍征稅，增強個稅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降低企業成本方面，則要繼續推進結構性減稅，清理各種不合理收費，研究精簡歸并“五險一金”，為企業降低運營成本，提高企業的供給能力。但從一些關鍵數據來看，當前我國經濟也面臨著非常嚴重的需求不足問題。經濟總量方面，2015年，全國GDP同比增長6.9%，創25年以來新低。物價指數方面，截至2015年底，PPI已經連續46個月為負，GDP減縮指數也在2015年由正轉負。行業方面，則存在房地產庫存增加以及鋼鐵行業產品價格的下降和利潤銳減等現象。持續的有效需求不足一方面加大產能消化的難度，另一方面還可能導致實際債務上升，進而導致經濟陷入產能過剩-通縮、債務-通縮螺旋式下降的惡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