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貧困形勢不容樂觀

　　聯合國全球治理委員會對“治理”的界定是，個人和各種公共或私人機構管理其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其特征包含四個方面：第一，治理不是一套規章條例，也不只是一種活動，而是一個過程；第二，治理的建立不以支配為基礎，而以調和為基礎；第三，治理同時涉及公、私部門及公民；第四，治理并不意味著一種正式制度，但確實有賴于持續的相互作用。

　　把“治理”的思維方法用于精準扶貧的分析中，至少需要集中思考如下幾個問題：弄清楚誰是貧困者，誰又是扶貧者？貧困者貧的根源在哪，有何表現？貧困者通過扶貧能得到什么，能發生怎樣的變化？貧困是一個復雜的社會現象，扶貧同樣也是一項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其中任何一個問題都是動態性、相對性、多樣性和多維性的綜合。

　　以“誰來扶”為例，許多人感到扶貧工作的重點在農村，農村黨員干部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城里人還不是扶貧的重點，扶貧工作與城里人似乎也沒有關聯性。是否真的這樣？顯然不是。

　　一方面，在城鄉發展日益融合的今天，貧困現象不是孤立的。中國正處于快速城市化的進程中，人口在城市與鄉村之間的流動越來越頻繁，精準扶貧本身需要體現城鄉統籌意識。同時，每一個人（尤其是黨員干部）只要有想法，都會在扶貧工作中找到位置，或者直接參與社會公益活動，或者通過網絡等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

　　另一方面，要看到目前城市扶貧任務同樣存在，有相當一批城市貧困人口需要幫助。筆者在基層調研時發現，城市貧困治理的形勢同樣不容樂觀，貧困人口數量比想象的要多。盡管每座城市都有低保標準（低保人口數量已不小），然而即使處于低保線之上的一些人，生存依然窘迫。

　　除政府外，不少社會組織、志愿者（包括社會企業）一直把扶貧作為活動的重要領域。社會扶貧主要有兩方面作用，一是籌措更多的資金，二是給更多的人提供施展才華和表達愛心的機會。盡管目前社會組織還無法成為扶貧領域的主角，但由于其所固有的專業性、靈活性、持續性、公益性等特征，將會在精準扶貧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在以往的扶貧主體框架中，政府是主導力量，社會組織只占一小部分，企業、社會群體所占的分量也不大。但隨著我國社會組織的不斷發展，它們將成為一支有生力量。扶貧機制創新就是要更充分地發揮社會組織的作用，黨和政府應更加支持、鼓勵社會組織參與扶貧工作，提高專業化水平及扶貧資金的有效使用。

　　還有居民參與的問題。有報道說，有一個組織探索“互聯網+公益+扶貧”的模式，每9個網民幫助一戶貧困家庭，目前已有3264戶貧困家庭收到關愛幫扶；受助家庭的信息由相關扶貧機構、公益組織確認，并在中國互聯網發展基金會官方微博分批公示。這一做法和經驗，令人印象深刻。

　　提高多元主體合作能力

　　“扶持誰”“誰來扶”“怎么扶”的問題，說到底涉及到人的問題。扶貧對象量大面廣、資金使用環節多，如果監管機制不完善、信息不公開不對稱，就容易導致群眾困難沒有解決、新矛盾卻出現的問題。因此，扶貧不是一項單一性工作，它考驗著所有相關人員的素質和能力，也涉及到社會治理水平和能力。

　　首先，要推進貧困地區基層干部素質和能力的提升。工業化、市場化、城鎮化加快了人員流動，農村青壯年進城務工，留下的是空巢老人、婦女和兒童。因而，貧困地區不可避免地面臨人才斷層，表現出來就是基層干部能力素質偏低、后備人才不足。盡管近年來國家在人才流動上也想了很多的辦法，比如引入大學生村官等，但是效果有限。

　　只有狠抓貧困地區基層干部隊伍建設，提升整體素質，才能夯實精準扶貧的人才基礎。要根據貧困地區的實際情況，開展形式多樣的培訓，把建設一支“有本領，靠得住”的干部隊伍作為一項重要基礎工程來抓，更新觀念，嚴把入口關，把群眾公認的帶頭人選出來；切實轉變工作作風，學會用法治、民主協商、示范帶動、提供服務等方法來推進工作；適當提高待遇，增強農村基層工作的吸引力；拓寬選人渠道，加大后備干部培養選拔力度。總之，要通過多種渠道，改善和優化基層干部的知識、能力結構，切實調動基層干部的工作積極性。

　　其次，理順政府、社會、公眾之間的關系，提高多元主體合作扶貧的能力。繼續充分發揮政府在精準扶貧中的引導和統籌作用，該由政府負責的，一定要管好，不能缺位、錯位，不能盲目地按照市場規則進行扶貧；不該由政府直接插手的，絕不能大包大攬，要堅決放手由基層百姓自主解決問題。

　　通過精準施策，找準貧困源，重點解決好貧困戶、貧困村最關心的利益訴求，落實好上級扶貧政策。要采取系統思維，發揮黨委和基層黨支部的政治核心作用，吸引社會組織的參與，多采取民主協商的辦法解決棘手問題，形成治理貧困的整體合力。同時，堅持依法治理，按規則辦事，注重綜合方法的運用，強化道德約束，規范社會行為，協調社會扶貧中的各種關系。

　　最后，建立有效的利益訴求機制，提高及時化解扶貧矛盾和問題的能力。要保障扶貧工作暢通、有效的展開，必須創新利益訴求機制。一是確保訴求渠道的多元化，要讓扶貧對象有表達的渠道，除了現有的規范性訴求渠道，還要建立起一些更便捷的渠道。二是發揮好媒體的作用，無論是傳統媒體還是新媒體，在參與扶貧中都有著重要的作用，應當積極作為。三是建立扶貧政策公開發布及聽證制度，讓公眾有機會了解扶貧工作，參與相關事務。在建立利益保護機制的同時，還應在規范中實現訴求的程序化。同時，堅持預防為主、調解優先，及時進行矛盾調處、心理干預和權益保障，確保群眾的合理訴求得到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