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浦東干部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院副院長　于洪生

　　■從以往扶貧實踐來看，人們更多采取經濟思維，并習慣于在扶貧資金、項目、效益上打轉轉，幾乎不去考慮在這個過程中怎樣實現多元主體的參與，如何實現資金、項目和其他資源與需求的有效對接，如何進行科學、公正、公開的評估等

　　■提高多元主體合作扶貧的能力。繼續充分發揮政府的引導和統籌作用，該由政府負責的，一定要管好，不能缺位、錯位，不能盲目地按照市場規則進行扶貧；不該由政府直接插手的，絕不能大包大攬，要堅決放手由基層百姓自主解決問題

　　日前，習近平總書記到安徽考察，來到金寨縣花石鄉大灣村走訪村民，同當地干部群眾共商脫貧攻堅大計。習近平總書記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懷著對人民的熱愛、按照黨中央提出的精準扶貧要求，打好脫貧攻堅戰，讓老區人民過上幸福美好生活。眼下，扶貧攻堅的號角已經吹響，各級政府立下軍令狀，一定要保質保量完成任務。“十三五”期間啃下貧困這塊硬骨頭，我們是有條件的，但依然面臨著十分艱難的局面。

　　針對精準扶貧，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解決好“扶持誰”“誰來扶”“怎么扶”的問題，并指出：“越是進行脫貧攻堅戰，越是要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比如，“誰來扶”的問題，從既往扶貧工作的現狀來看，基層扶貧主體弱化成為棘手的問題。例如，在城市化快速發展的背景下，農村人口出現空心化趨勢，這不僅侵蝕了扶貧的社會基礎，而且弱化了扶貧的發展主體。由于農村人才外流，許多貧困村出現人才斷代狀況。在農村“兩委”換屆選舉中，人才缺乏問題不同程度地表現出來。破解類似的問題，需要以新理念來引領，強化“治理思維”。

　　扶貧資源要用到實處

　　我國扶貧工作已經取得巨大的成就，不僅貧困人口大幅度減少，而且積累了不少經驗。與此同時，也暴露出一些問題。比如，有的地方僅僅重視不斷增加資金投入，確立更多的扶貧項目，關注把哪些村、哪些戶納入扶貧對象。有的僅注重采取貧困識別手段或監管方式等技術安排，而忽視了把貧困作為一個復雜、系統的社會治理過程。有些地方政府習慣于把扶貧工作當成行政性安排，基本忽略社會治理視角，即把政府看成是唯一或支配性的主體，扶貧的錢由政府投入，項目由政府確立，貧困對象由政府決定，錢和項目都由政府來落實等；其他社會治理主體或是缺位，或是僅僅被動參與，較少有發言權、決策權、監督權，在扶貧工作的各個環節只是被動地應付、順從。

　　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標定位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社會治理的提出有深刻的歷史背景，“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體現的是系統治理、依法治理、源頭治理、綜合施策”。社會治理思維有助于用新的角度去思考問題，它強調主體多元、社會協同、公眾參與，國家管理者是主體，公眾也是主體，還有各類組織、各單位都是參加治理的主體。特別是社會組織，在社會治理中具有獨特的作用，開展精準扶貧工作理應運用好這一理念。

　　從以往扶貧實踐來看，人們更多采取經濟思維，并習慣于在扶貧資金、項目、效益上打轉轉，幾乎不去考慮在這個過程中怎樣實現多元主體的參與，如何實現資金、項目和其他資源與需求的有效對接，如何進行科學、公正、公開的評估等，經濟思維替代了社會治理思維。有研究者提出，我們目前的扶貧思維還是停留在解決溫飽問題階段，只關注物質貧困，而忽視社會、文化等因素，沒有把扶貧作為社會治理問題來對待，致使扶貧效率偏低、扶貧制度建設滯后、公眾及貧困人口參與不強，導致扶貧目標的偏離和變異，不能及時對扶貧政策進行反思與創新。

　　社會學中有一個“精英捕獲”理論，即指本應該惠及大眾的資源卻被少數群體（常常是政治或經濟上有權力的集團）占有，從而導致較弱群體的利益受到損害。這種現象在扶貧實踐中有所體現，如扶貧資源常常向經濟基礎好、容易出政績的貧困村或貧困戶傾斜，被輿論指責為“扶富不扶貧”。

　　扶貧本身具有直接以貧困者為目標，并對其行為進行干預的特征。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視為一種社會控制——通過科學識別，對貧困者建檔立卡、公示公告、信息錄入，將經濟收入低的農戶從一般村民中區隔出來，將其貼上一種社會“標簽”。但這種“標簽”有時也容易使得貧困戶身份進一步固化，尤需在扶貧中通過其他手段淡化由此帶來的負面影響。

　　從這個角度而言，單一主體及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不利于從扶貧對象的角度切入思考問題。過度的剛性使精準扶貧變得沒有主動、參與的色彩，治理效果上也容易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