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天津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劉義成、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張亮

　　本屆政府開展“簡政放權、轉變職能”工作兩年多來，取消和下放一大批審批權限，力度大、范圍廣，取得很大成效，但也存在一些問題。進一步深入推進簡政放權轉變職能工作，真正打造服務型政府，對不斷激發社會活力、促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保持經濟社會全面快速可持續發展，有著重要的時代意義。

　　簡政放權轉變政府職能工作的重要意義

　　一是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展的需要。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要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著力解決市場體系不完善、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問題。”只有不斷理順政府與市場關系、認真轉變政府職能、解決政府干預過多等問題，才能真正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推進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

　　二是健全國家治理體系和實現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需要。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內容，只有加快職能轉變，厘清政府與市場的功能劃分，充分發揮好政府在宏觀調控、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及環境保護等方面的職能，把該交給市場的交由市場來調節，才能切實提高國家治理能力。

　　三是落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大舉措的需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其實質是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明確政府權力邊界，從制度變革、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方面深入推進改革轉型創新，而從各國實踐和成功經驗看，減少政府干預同樣是典型做法。

　　四是規范政府權力運行和防治腐敗的需要。建設廉潔政府是政府改革的重要目標，更是人民的普遍期待。與“大政府”體制相伴的權力為權力尋租和腐敗提供了便利，因此通過不斷的簡政放權和轉變政府職能，不斷削減政府部門的權力，從制度上規范權力運行，對有效減少權力尋租將發揮重要作用，從而從源頭上防治腐敗。

　　當前簡政放權轉變政府職能工作的主要特征

　　一是下放力度大、范圍廣。從2013年國務院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事項的第一個文件國發〔2013〕19號文，至2015年國發〔2015〕58號文件止，共以國務院名義下發專門針對取消和下放事項的文件11個（不含暫時調整地方有關行政審批和準入特別管理措施的有關文件），共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事項1188項（不含依照法定程序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等待修訂相關法律規定后再取消或下放的事項），占原審批事項總量的三分之二，力度空前。這些事項囊括行政類和非行政類，涉及國務院各部門和地方政府權限，還包括工商登記、職業資格、行政事業性收費以及機關內部事項、涉密事項和需修法決定的事項，從行業看則幾乎涵蓋國民經濟所有重要領域。

　　二是更強調主動性和整體性。與以往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多著眼于清理計劃經濟時代遺留問題不同，本次簡政放權改革是為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更好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而作出的主動調整。同時注重整體布局與推動，以一系列相關領域配套措施增強助力，如2013年12月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一次修訂海洋環境保護法等7部法律，增加事中事后監管措施，優化行政審批流程，尤其對《公司法》的修訂進一步降低公司設立門檻，激發投資活力，促進簡政放權改革不斷深化。

　　三是更注重法制化和規范化。高度重視法治作用是本輪簡政放權的一大特色，一再強調“先授權、后改革，先動法、后動權”，改革方案凡是與現行法律相抵觸的，必須先修改法律再予以實施。“權力清單”、“責任清單”、“負面清單”對政府運作的“法制化”提出了高要求，相關改革措施也無不體現“法制”理念，如新設行政許可必須有法律依據、對沒有法律法規依據的行政審批前置服務項目一律取消等。注重提高政府規范行政能力，如分類管理非行政許可事項等，有助于政府管理的精細化、打造效能政府。

　　四是不斷邁向深入，但激發市場活力仍顯不足。兩年多來的簡政放權工作，從“簡單放權式”的政策文件規定，到“清單式管理”的制度框架；從放寬對市場主體的審批束縛，到轉為著力于事中事后監管；從簡化程序、壓縮時限，到“互聯網＋”在線辦理與監管，工作全面深化。但同時也還存在審批事項和權限取消或下放不徹底、部門職能轉變及服務不到位、相關法律法規及配套改革未及時跟進等問題，對更有效地激發市場活力產生制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