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量寬“后遺癥”

　　打破結構性改革遲滯困局

　　張明：自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以來，全球范圍內的結構性改革基本上乏善可陳。一是結構性改革將會觸動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阻力重重難以推行；二是大多數結構性改革措施，雖然在中長期有助于經濟增長，但短期內可能導致經濟下滑；三是美國與歐元區國家在危機后采取了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目前尚未從這些政策中充分退出；四是主要新興市場國家在本輪危機爆發后過了一段短期資本持續流入、本幣匯率不斷升值、資產價格持續上漲的好日子，沒有動力開展結構性改革。

　　相比之下，一國實施寬松財政政策或寬松貨幣政策，難度遠低于結構性改革。不過，這類需求管理政策只能在短期內刺激增長，中長期增長前景依然取決于結構性改革的結果。對大國經濟而言，實施擴張性貨幣政策可能造成負面溢出效應，包括加劇全球流動性過剩、加劇競爭性貨幣貶值壓力等等，這會對新興市場國家持續產生沖擊。鑒于短期內全球需求相對固定，在不擴大供給的前提下，通過貨幣或匯率手段去爭奪需求最終是一場零和游戲，可能加劇國際經貿沖突。

　　要打破這種全球范圍內結構性改革遲滯的局面，一是要讓各國政府充分意識到需求管理政策的局限性以及結構性改革的必要性；二是要在結構性改革方面盡可能形成國際合作，避免以鄰為壑的機會主義政策；三是要寬容、接受經濟增長遲滯、金融風險上升、動蕩與沖突增加等挑戰來倒逼結構性改革。

　　劉東：從應對國際金融危機開始，各國就紛紛祭出了貨幣政策。美國多輪定量寬松把美元泛濫到了世界每一個角落。歐盟和日本現在依然高舉貨幣寬松大旗。作為一種總量政策和需求側的政策，貨幣政策掩蓋了結構問題，無論優劣，一視同仁，大水漫灌。在危機期間這種措施是有效的，相當于無論什么病人，搶救的時候都需要先輸氧氣，先保命、再治病。但危機過了，要徹底解決問題、消除病根，就得搭配實行具有結構調整功能的財政政策。但是，財政政策決策程序相對繁瑣，無論是調整稅率、改變政府支出、制定產業政策，都需要國家權力機關和政府部門討論通過。考慮到西方政黨政治、選票政治，財政政策操作難度更大。

　　如果各國都依賴貨幣寬松，而逃避觸動實體經濟，這本身就是在制造下一輪金融危機。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作為國際公共產品的世界貨幣，各國都希望本國貨幣政策比其他國家更為寬松，推動本幣貶值，刺激貿易出口，實際上就是利用別國需求，拉動本國經濟，把危機轉嫁出去。所以長遠看來，片面的、攀比的貨幣寬松可謂是飲鴆止渴，勢必造成全球市場流動性泛濫。

　　2010年左右，各國一度紛紛出臺了長期發展戰略和結構改革方案。美國長期經濟發展戰略可以歸納為兩個方面：一是“再工業化”，二是新能源發展戰略。歐盟各成員國領導人通過了“歐盟2020戰略”，意在增強歐盟經濟競爭力，并對《里斯本條約》進行“有限”修改，避免歐債危機重演。日本首相安倍打出了3支箭：寬松貨幣政策、財政振興及改革經濟。巴西、俄羅斯等國也出臺了對經濟進行升級和調整的政策。但時至今日，收效甚微。

　　改革能讓大部分人受益，但往往面臨既得利益集團的阻礙。有些國家的政府治理、政黨政治帶來的短視性，也天然成為改革的阻力。只有加強結構性改革，才能提高生產率和實際產出。中國去年正式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國作為今年二十國集團的輪值主席國，使深化結構性改革得到了各國前所未有的重視。

　　西米恩·德加科夫：量寬政策最后會導致宏觀經濟政策不穩定，尤其在此類政策推動貨幣政策進入負利率的時候。這在一些歐洲國家已經顯現，銀行業、養老金等已出現長期性問題。一種更好的辦法是投資教育和基礎設施，兩方面都會對國家經濟產生多方面積極影響。

　　莊巨忠：結構性改革對于解決目前許多國家面臨的挑戰是非常關鍵的，而且必須持續下去，同時也要通過貨幣和財政政策來管理需求側。我們需要推動更多改革，許多國家也正在這么做。例如，中國政府將經濟增長模式由嚴重依賴制造業出口和投資轉向依靠國內需求和服務業，同時化解一些產業的過剩產能，加大創新力度和促進產業升級。為了實現這些目標，中國政府正在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歐洲也正在對社會福利體系、商業監管、勞動力市場彈性進行改革。在經濟增長放緩的時候，保持改革勢頭是一個挑戰。

　　索特·達瓦斯：近年來全球金融市場劇烈波動，與美國與歐洲央行的貨幣寬松政策有關。大量貨幣涌入市場，雖然在短期內可以達到刺激經濟增長的目的，但也勢必帶來金融市場的波動，中長期經濟增長前景依然取決于結構性改革的進程。歐盟目前忙于應對難民危機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在結構性改革上仍沒有采取實質性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