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觀揭示的真理與價值內在統一的原理，能否破解黑格爾提出的歷史目的論或“理性機巧說”？如何理解馬克思提出的“歷史上報應的規律”？這是我們在思考“民心向背決定天下興亡”命題時碰到的第三個問題。

　　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產生以前，歷史領域始終為唯心主義所支配，即使是堅定的唯物主義者，只要一進入歷史領域，都會陷入唯心主義幻想不能自拔。在社會歷史領域，任何事情的發生都不是沒有自覺的意圖、沒有預期的目的的。讓哲學家們不解的是，許多單個行動的目的是預期的，行動所產生的直接結果或間接結果卻并不是預期的。面對許多英雄人物從歷史巨人變為侏儒、從君臨天下變為階下囚的可悲下場，聰明的哲學家往往用神秘的天意加以解釋。德國哲學家黑格爾針對這種歷史現象提出了歷史目的論和“理性機巧”說。由于他把精神、理性看作某種獨立的東西，看成是歷史過程的決定力量，所以他把歷史看做是精神或理念顯現的過程，個人的自覺活動不過是充當理性自我實現的工具。歷史就是精神或理性假借英雄人物追逐個人私欲而達到自己的目的，這就是“理性的機巧”。理性一方面假借非理性（私欲、情欲），另一方面又否定非理性，以達到普遍理性的目的。追問歷史上的英雄人物的命運究竟是由什么決定的，這是許多歷史哲學家揮之不去的心結。“理性機巧論”是一種辯證的歷史觀，這種樸素的否定性的辯證法早就被明末的王夫之猜測到了，他（早于黑格爾150年）在《讀通鑒論》、《宋論》等著作中指出，具有大欲的英雄人物是“天意”的工具，他們所成就的大業都是“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的例證，待其使命終了，就被天理所拋棄。所以，他警告那些好大喜功的神武人物不要做天理的被動工具，而要做天理的掌握者，即“獨握天樞”的斗士。王夫之和黑格爾從歷史人物的成功和失敗中發現了個人私欲與歷史必然性的對立統一關系，但由于歷史觀的局限，他們尚未認識到歷史的主體是廣大民眾，而把歷史必然性理解為“天理”或“天意”，得出了“歷史目的論”的結論。針對黑格爾的“理性的機巧”和歷史目的論，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歷史什么事情也沒有做……創造這一切、擁有這一切并為這一切而斗爭的，不是‘歷史’，而正是人，現實的、活生生的人。‘歷史’并不是把人當做達到自己目的的工具來利用的某種特殊的人格。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18]他們還批評說：“天命，天命的目的，這是當前用以說明歷史進程的一個響亮字眼。其實這個字眼不說明任何問題。”[19]

　　王夫之、黑格爾所說的“天意”、“天理”并不是某種“無人身”的理性，而是作為歷史主體的人民群眾的意愿，“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的古訓表明，天意即民意，只有人民群眾才是主宰天下、決定英雄人物歷史違順的主體力量。其實，在歷史創造中真正起作用的主要不是個別人物的私心和情欲，而正是推動億萬民眾積極行動起來的動機。

　　歷史的必然性作為在人的活動中產生并發揮作用的必然性，其本身就包含有客觀的價值取向即價值的必然性。從歷史的長時段來看，歷史必然性與價值必然性的統一，使人類歷史表現出一種總的趨勢，即正義原則必然戰勝邪惡原則，真善美必然戰勝假惡丑。正是基于這種根本趨勢，馬克思提出了“歷史上報應”的規律這一命題。他說：“人類歷史上存在著某種類似報應的東西。歷史報應的規律就是，鍛造報應的工具的，并不是被壓迫者，而是壓迫者本身。”[20]“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并不全是宗教迷信，而是歷史必然性的曲折反應，屬于歷史本身的否定性的辯證法。辯證法在其合理形態上，引起了一切剝削階級及其辯護者的惱怒和恐慌，因為辯證法對每一種歷史行程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的。它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著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因此，辯證法既是一種辯證歷史觀，也是一種辯證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