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我們應該從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歷史事變的個人動機與群眾動機關系的論述中來理解人民群眾在人類歷史發展中的作用。恩格斯指出，在歷史上活動的許多單個愿望在大多數場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預期的結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結果，因而個別的動機對全部結果來說往往只具有從屬的意義。因此，要探索歷史事變的真實的原因，應當注意的“與其說是個別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動機，不如說是使廣大群眾、使整個整個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間又是整個整個階級行動起來的動機；而且也不是短暫的爆發和轉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歷史變遷的行動。……這是可以引導我們去探索那些在整個歷史中以及個別時期和個別國家的歷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規律的唯一途徑。”[3]這一論斷對于我們自覺地把握人類歷史發展的走向，具有極為重要的方法論意義。

　　最后，我們應該從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思想動因和經濟動因關系的論述中進一步認識人民群眾在歷史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經典作家多次指出，由于人們已經習慣于以他們的思想而不是他們的需要來解釋歷史的活動，因而傳統的歷史理論，至多是考察了人們歷史活動的思想動機，卻沒有考究產生這些動機的原因，沒有看出物質生產發展要求是這種動機的根源。所以，恩格斯又說，當我們考察了個別人的動機和群體動機的不同歷史意義之后，“又產生了一個新的問題：在這些動機背后隱藏著的又是什么樣的動力？在行動者的頭腦中以這些動機的形式出現的歷史原因又是什么？”就是說，探究隱藏在人們動機背后“構成歷史的真正的最后動力的動力”[4]，就顯得更為重要。很顯然，使人們行動起來的一切，都必然要經過他們的頭腦即形成活動的思想動機。但是，人們的思想動機歸根到底是由人們物質生活資料生產的實踐所決定的。只要承認物質生產實踐在人類社會發展中的決定作用，就必然承認人民群眾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的主導作用。

　　由黎澍問題所引發的困惑之二是：怎樣理解民眾是精神財富的創造者？在質疑“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的聲浪中，主要的指責都集中在“人民群眾是精神財富的創造者”這個命題上。有人認為，不能說所有歷史都是物質資料生產者創造的，物質生產僅僅是創造歷史的前提，至多是搭建了歷史劇的舞臺，它本身還不是戲，演戲的并不是人民群眾。還有人說，源泉并不等于創造；歷史上一些精神財富的創造，連源泉也不是來自人民群眾；“李煜的詞來自宮廷生活和亡國之恨，一些著名的美術作品來自湖光山色的自然界。如果說，李煜和唐寅也要先吃飯，然后才能填詞和畫畫，從而將他們的詞、畫說成是人民群眾創造的，那就未免太牽強了，也決不是唯物史觀的原意”[5]。上述說法聽起來振振有辭，似乎主張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就必然否認文化精英在人類精神文化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其實，我們和質疑者的分歧，既不在于否認李煜的詩詞和唐寅的繪畫作品，也不在于比拼人民群眾和文化精英在歷史上各自創造了多少作品，正如他們所說這決不是唯物史觀的原意。真正的分歧在于，歷史研究還要不要探討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和根本規律？研究人文科學（包括文學和藝術）要不要關注它們產生的歷史條件？所有這些其實都是有關事物發展的必然性研究，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表現形式，歷史上偉大的文學家和藝術家以其特有的風格和才情創作出千古名篇，但是，“個人的性格只有在社會關系所容許的那個時候、地方和程度內，才能成為社會發展的‘因素’”[6]。唯物史觀關于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原理對于理解人民群眾和文化精英創造精神財富的關系問題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恩格斯曾專門論述過哲學和宗教作為更遠離物質經濟基礎的意識形式與社會生活的本質聯系，他指出，盡管“觀念同自己的物質存在條件的聯系，越來越錯綜復雜，越來越被一些中間環節弄模糊了。但是這一聯系是存在著的。從15世紀中葉起的整個文藝復興時期，在本質上是城市的從而是市民階級的產物，同樣，從那時起重新覺醒的哲學也是如此”[7]。恩格斯這里著重強調的是文藝復興時期出現的文學、藝術和哲學等精神產品與城市市民階級的內在聯系，對兩者之間必然性的揭示是在承認文化精英個性化創作貢獻基礎上的深層探索，也是在更高層面揭示了文化精英創作所賴以形成的時代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