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新論

2016-02-12 08:30　來源：中國改革論壇　我有話說

2016-02-12 08:30:08來源：中國改革論壇作者：責任編輯：李貝

　　要推進依法治國的進程，還要自覺地把實質民主與程序民主統一起來。鄧小平很早就認識到國家政權與法、民主政治與法、政治體制改革與法的內在聯系，他在思考政治體制改革時，總是把民主與法制統一起來。他一方面注意發揮民主的實質性功能，強調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民主是思想解放的重要條件，調動積極性是最大的民主。另一方面，他又十分關心民主的形式問題、程序問題、法制化問題。他深深地懂得，社會主義民主是隨著法制建設的完備而不斷擴大的，只有把人民當家作主的各項權利制度化、法律化，才能徹底鏟除封建專制主義及其賴以生存的社會基礎。法治國家的含義是法治政治，解決領導體制上以黨代政，以黨代法的問題，必須走民主制度化、法制化的道路，把社會主義民主納入法治的程序。鄧小平說：“要通過改革，處理好法治與人治的關系，處理好黨和政府的關系。”[27]鄧小平關于要使民主法治化的思想十分豐富，重溫這些論述，對于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化建設有重要指導意義。其一，強調制度與個人相比，更具有根本性。他說：“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系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28]其二，鄧小平對治國理政以及領導制度中存在的人治現象及其危害性作了深刻的剖析，他說：“我有一個觀點，如果一個黨、一個國家把希望寄托在一兩個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樣，只要這個人一有變動，就會出現不穩定。”[29]他還說：“我歷來不主張夸大一個人的作用，這樣是危險的，難以為繼的。”[30]其三，為了保證國家的穩定和長治久安，必須用法治代替人治。鄧小平指出，在人治條件下，“往往把領導人說的話當做‘法’，不贊成領導人說的話就叫做‘違法’，領導人的話改變了，‘法’也就跟著改變。”在這種不講法治、只講人治的體制下，人民主權必然受到損害，所以，他明確地指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31]其四，鄧小平鮮明地提出依法治國四項原則，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總之，在鄧小平看來，民主和法制好比人的兩只手，缺少任何一只手都不行。要加強民主，就要加強法制。“我們的民主制度還有不完善的地方，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條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法制是不可分的。不要社會主義法制的民主，不要黨的領導的民主，不要紀律和秩序的民主，絕不是社會主義民主”[32]。

　　參考文獻：

　　[1]黎澍：《論歷史的創造及其它》，《歷史研究》1984年第5期。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34頁。

　　[3][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55、254頁。

　　[5]張岱年、敏澤：《回讀百年》第5卷（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第320頁。

　　[6]《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集》第2卷，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2年版，第359～360頁。

　　[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60頁。

　　[8]李長莉：《關注民眾觀念世界——對思想史研究對象及方法的思考》，《光明日報》2003年1月15日。

　　[9][10]張岱年、敏澤：《回讀百年》第5卷（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第280～332、291頁。

　　[11][12]張岱年、敏澤：《回讀百年》第5卷（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第332～325、286頁。

　　[13]《列寧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25頁。

　　[14]《劉奔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40～14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