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關于民族關系問題的理論與實踐

　　在以民族平等為核心的馬克思恩格斯民族關系理論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人結合中國民族關系發展的現實情況，在長期的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過程中，逐步形成了系統的、科學的關于民族關系的基本理論主張，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民族關系理論。

　　中國共產黨人一貫重視實現我國各民族間的徹底平等與真誠團結，早在1922年中共二大黨的民主革命綱領中，就初步提出了正確處理民族問題的綱領、方針、政策，即在中國本部實行聯邦制，在西藏、回疆、蒙古三部實行自治，綱領里初步表達了中國共產黨民族平等的思想原則。隨后，在1931年的《關于中國境內少數民族問題的決議案》中，明確提出了反對民族壓迫，主張民族解放，同時也強調了反對大漢族主義。1934年，毛澤東也再次明確提出了推翻民族剝削制度，實現民族的自由聯合。1935年10月，針對內蒙古區域的漢、回、藏、滿等民族間關系問題處理上，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強調“應根據民族平等的原則，發展民主主義”。[2]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六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中也再次強調了“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特別是少數民族與漢族的平等權利。隨后，在1947年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中對“少數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權利”[3]也再次作出明確地強調。這些相關規定保障了蒙回民族與漢族在政治、經濟、文化上平等權利的真正實行。

　　新中國成立之初，面對社會主義全面建設的艱巨任務，面對歷史遺留的錯綜復雜的民族關系局面。毛澤東以及其他無產階級革命家又多次強調了民族平等、團結、互助的政策，把民族關系問題納入到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全局中來考察，進一步推動了馬克思恩格斯民族關系理論的發展。如毛澤東把民族團結問題提高到社會主義事業必定要勝利的“基本保證”[4]的高度來認識。同時，他還用辯證的思維來分析當時我國民族關系的特點，指出我們的民族團結是“誰也離不開誰”的團結，是“大小民族都要團結”的團結，是真誠團結。1950年，鄧小平在西南地區工作時也強調了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務就是消除民族隔閡，實現各民族的團結。[5]1957年周恩來在青島民族工作座談會上再次強調了“合則雙利，分則兩害。”這一觀點高度地概括了社會主義民族關系的特征，是“三個離不開”思想的源頭。

　　更為重要的是，為了真正保障少數民族的平等權利，中國共產黨還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對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的相關條款做出了更為詳細的規定，并制定和頒布了許多相關的條例和法規。甚至1956年通過的黨章“總綱”里也規定了民族平等內容。隨后，民族平等作為新中國的一項基本政策寫入我國歷部《憲法》。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我黨從實際出發，1984年頒布了《民族區域自治法》，進一步把民族問題的解決納入到法制層面來規定，這是馬克思恩格斯民族關系理論與我國具體國情的第一次結合。同時，鄧小平也指出，只有少數民族地區共同富裕了，民族矛盾、地域矛盾、階級矛盾才會逐步得到解決。他還強調我國各民族不僅要實現平等團結，還要互助。總之，馬克思恩格斯民族關系理論隨著對社會主義本質認識的不斷深入也得到了進一步的豐富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