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省委黨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 執筆人：黃建軍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要求，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應有之義。簡政放權的直接目的，就是要激發市場和社會內在活力，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提供政府支持、行政扶持的發展依托。當前，新常態對簡政放權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進一步強化簡政放權、放管結合。一方面，要加強政府改革的頂層設計和協同推進，形成簡政放權的自我強化機制，促進政府職能轉變；另一方面，要通過政府改革帶動其他領域改革，從根本上打破以往“一抓就緊、一放就亂”的循環怪圈，彰顯簡政放權作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的突破口作用。

　　在頂層設計方面，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國務院對簡政放權、轉變政府職能高瞻遠矚，持續發力。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緊緊圍繞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著眼于增強改革的整體性、系統性和協調性，對深化行政體制改革提出了明確要求。這一戰略部署是啟動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抓手。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進一步提出了政府權力法定和建設法治政府的重大任務，標志著頂層設計中對政府與市場關系進行新一輪制度化、規范化的界定，以實現對“有形之手”與“無形之手”在法律和制度框架內的規范。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決定把簡政放權改革推向縱深，明確提出：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持續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提高政府效能，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

　　頂層設計需要具體執行和操作化實踐中的遵守，否則就會變成一紙空文，難以實現。在執行過程中，政府有所不為才能有所作為。要著眼于推進政府職能的轉變，始終圍繞放權于市場、放權于社會，重新定位政府的角色，深化行政改革。其內在邏輯正是通過“放權”實現“簡政”，以此打破政府職能轉變的“久推難轉”。

　　從歷史經驗來看，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的政府體制和發展主要受到蘇聯政府體制模式、中國傳統治理體制的制約，以及中國共產黨革命斗爭實踐經驗、政治文化、發展目標定位和戰略選擇的不同要素影響。這使得中國政府一方面具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黨和政府面對政府治理的巨大挑戰，通過及時把握并相應以主動進取的政策應對，體現出卓越的政策應對能力，為政府管理制度的逐步完善和黨的執政能力的逐步提高打下堅實基礎。如我國科研工作普遍采用政府主導下“大計劃、大協作”的傳統模式，成就了卓越的科研成果。如“兩彈一星”，以及獲得諾貝爾獎的屠呦呦曾參與的“523任務”，都是我國政府主導下的成功典范。但另一方面，政府在政策實踐中存在目標與手段的矛盾沖突、角色和職能的錯位、責任無限性與能力有限性的矛盾等。如常見的忽略地域差異而“一刀切”的政策制定模式。

　　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推進，社會的階層、結構、運轉方式乃至人們思想觀念都產生了深刻變化。在此背景下，政府治理對象面臨社會利益主體多元化、社會結構階層多樣化、社會關系復雜化的深刻變化，進一步擴展了社會的多元需求，激化了政府財政資源稀缺的壓力。這在客觀上要求深化行政體制改革，為民眾提供參與公共決策過程的機會，使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更好地滿足公眾的新需求。

　　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背景下，新一輪簡政放權、放管結合需要關注以下幾個著力點：

　　第一，要注重政府機構的簡政放權與深化改革之間的動態平衡和緊密關聯。從總體特征上看，政府行政部門受政治環境的制約，政府機構改革是深化改革的一部分。當前政府機構的簡政放權需要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相結合，與自覺踐行“三嚴三實”相結合，與實現“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相結合。這不僅需要以高超的智慧和策略謀篇布局，還要以“壯士斷腕”的決心，切實增強各級政府的自身改革，按照中央的頂層設計，規劃路線圖和時間表，提高推進各項改革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不能在等待觀望中錯失改革良機，拖延改革進程。

　　第二，要提高簡政放權的“含金量”。在簡政放權過程中，不能局限在傳統思維下簡化政府組織層次，簡化政府行政命令，削減職位等數字上做文章，而是要提高 “含金量”。要堅持問題導向，在組織的縱向職責匹配，橫向職能分工上做文章，把該放的權力放掉，把該管的事情管好，在實現完善管理手段、提高管理水平和管理素質的同時，擴大組織的管理幅度。進而實現既保持政府規模的合理適度，又要基于科學依據保證人員編制的最低限度和限量。最終，打通政府決策部署和政策出臺貫徹落實的“最后一公里”，確保政令暢通、令行禁止，提高簡政放權的執行力和落實力。

　　第三，要克服人才管理行政化、“官本位”傾向。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并不意味著優秀行政管理人才的流失。高效優質的政府服務，關鍵在人。這要求在簡政放權過程中克服人才管理行政化、“官本位”傾向。馬克思主義強調只有人的解放才能促進生產力的大發展。只有創造保證人的積極性、創造性發揮的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制訂完善人才政策，建立健全正常的工資增長機制，以“有為體現有位”，才能充分調動人才創新創造的內在能量，從而營造引智聚才的良好環境。此外還需要注重提高基層公務人員的能力，鼓勵各級政府工作人員“愿干事、敢干事、能干成事”。

　　第四，要確立改革的新理念與指導思想。簡政放權涉及面廣且內容龐雜，亟需確立新理念與指導思想。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六次會議上強調，解決政府治理過程中的矛盾就要“進一步深化改革”，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體學習中，習近平總書記再次指出：“凡是有利于黨和人民事業的，就堅決干、加油干、一刻不停歇地干；凡是不利于黨和人民事業的，就堅決改、徹底改、一刻不耽誤地改。”這一執政理念為我國深化行政體制改革、轉變政府職能提供了基本的指導思想，為更好實現經濟持續增長和社會服務質量提升提供了指南，體現出黨和政府遵循大道至簡的理念、深度釋放活力的擔當，和始終不能離開人民群眾真切期望與向往的初衷。

　　面對新形勢、新問題，簡政放權的深刻革命沒有“完成時”。這要求我們必須準確把握簡政放權的內涵和著力點，從頂層設計中為簡政放權架構改革指南和樹立愿景，從歷史經驗中總結簡政分權實踐經驗和教訓，從不同地區實踐中提煉簡政放權的思路和方法，從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中把脈簡政放權的問題和對策。通過向社會放權，規范政府行為，釋放改革紅利，重構利益關系，激發社會活力，簡政放權才可能真正落到實處，取得實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