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嘉賓：賈 康

　　2015年11月1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11次工作會議上強調，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這是中央首次提出“供給側改革”。隨后，11月11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再次強調“培育形成新供給新動力擴大內需”；11月15日，習近平在G20安塔利亞峰會上強調要“重視供給端和需求端協同發力”；11月17日，李克強總理在主持召開“十三五”規劃綱要編制工作會議時再次指出，要在供給側和需求側兩端發力，促進產業邁向中高端；11月18日，習近平在APEC會議上再提供給側改革。前后9天，中央5次提及供給側改革。自此，供給側改革橫空出世，成為2015中國經濟年度熱詞。

　　為什么今天的中國經濟要強調供給側改革？供給側改革會對中國產生什么具體影響？“十三五”規劃元年中國宏觀經濟走勢如何？我們又該如何接受挑戰、把握機會？為此，“中銀非常關注·大家論道”高端經濟論壇特地安排了主題報告，邀請著名經濟學家賈康先生為我們答疑解惑。

　　我國經濟運行在2016年有望實現階段性探底，其后應力求企穩、對接中長期中高速“升級版”增長平臺

　　自2011年以來中國經濟一路下行，“新常態”的“新”已明朗，“常”還未實現，需完成觸底、企穩，再對接到一個盡可能長久的“升級版”中高速增長平臺上。實質性的追求是實現結構優化調整和增長質量提升，形成新發展階段上支持可持續發展和貫徹現代化戰略的動力體系轉型。

　　從相關數據（PMI、“挖掘機指數”、就業等）綜合分析，結合對最新的穩增長措施（貨幣政策“雙降”通道內的操作，財政赤字率提升，政府與PPP投資加力）效應的預期，我國經濟運行在2016年有望實現階段性探底，其后應力求企穩、對接中長期。

　　發展的狀態能否如愿轉為升級版，關鍵在于供給側改革能否真正攻堅克難，得到實質性推進。從全局看，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在“矛盾積累、隱患疊加”中面臨“兩輪自行車”式的速度底線硬約束，更表現出一系列棘手的“兩難”，經濟社會總體大勢可以比喻為改革和危機因素“兩只老虎的賽跑”。矛盾和問題的近期主要表現為“四降一升”，即經濟增長下降、工業品價格下降、實體企業盈利下降、財政收入增幅下降、經濟風險發生概率上升。

　　應對挑戰，需要形成從短期銜接中長期的戰略思維,這一新思維的關鍵詞就是供給側改革。供給側改革的五大政策支柱是：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五大重點任務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事關如何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和對接現代化戰略目標的全局

　　習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指出，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這體現最高決策層在經濟工作思路和宏觀調控指導思想方面的新思維，合乎邏輯地指向十八屆五中全會關于“釋放新需求、創造新供給”的重要精神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對于科學決策的支撐。

　　需求與供給是經濟生活中一對相反相成的概念，政府調控的職能在于實現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動態平衡。調控的技術路線，可區分為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

　　過去經驗較豐富、較成熟的是需求管理，總量型，指標單一可通約，以抽緊或放松銀根的反周期操作為基本方式。

　　主流經濟學理論長期忽視的是供給管理，其定向調控的結構特征十分鮮明，指標復雜不可通約，理論上的分析闡發還相當薄弱，但調控實踐中不可回避。事實上美國在世界金融危機發生后，應對危機關鍵舉措上“區別對待、突出重點”的供給管理可圈可點；中國在問題導向下，也越來越注重宏觀調控中供給管理的思維和手段。

　　勞動力、土地與自然資源、資本、科技創新，供給側五大要素各領風騷,還要推陳出新

　　經濟增長需求管理視野下的“三駕馬車（投資、消費、凈出口）”動力機制，需要將其結構化的邏輯傳導、轉移到供給側，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中，加入政府結構優化政策措施及合理制度安排，形成經濟增長動力機制、體系的貫通和結構化的真正落實（其中所蘊含的，即相關要素潛力的釋放與資源配置的優化）。

　　物與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在供給側打通的動力體系中，制度創新是解放生產力最關鍵的創新，它也會打開管理創新和技術創新的空間。創新驅動，實為在供給側以有效制度供給為龍頭的三層次創新的結合，以實現五中全會所表述的創新發展。

　　中國的供給側改革實為在認識、適應和引領新常態的新階段，以攻堅克難的深化改革為核心內涵，進一步解放生產力、實現動力機制和體系轉型的系統工程。

　　以改革為統領，以結構優化為著眼點，將引出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提升的經濟增長的中高速升級版，以動力轉型，支撐我們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達到全面小康之后還能保持后勁和可持續性，去實現偉大民族復興的現代化中國夢。

　　“新常態”其“新”已在經濟下行中明朗化，為求其“常”的實現，必須注重理性的供給管理

　　為處理好新階段上動力機制轉換與優化、促使微觀經濟主體潛力與活力充分釋放的相關問題，十分需要注重在整個經濟體系的供給側，正確把握改善其環境與機制的思路和要領。面對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國情和特定發展階段的條件約束，中國特色的宏觀調控，必須十分注重理性的供給管理：

　　第一,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二元經濟”體，為解決好“三農”問題，需要在廣闊的國土上積極穩妥地推進農業產業化、新型工業化和合理的城鎮化，以及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實施扶貧攻堅（精準扶貧）、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城鄉一體化舉措。

　　第二,我國的區域間差異在這些年的發展過程中仍然巨大，亟需通過合理的統籌協調來有效地貫徹中央確定的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等老工業基地、中部崛起和京津冀一體化、長江經濟帶、一帶一路發展戰略等，適當加大中央政府轉移支付的力度，控制區域差距、促進協調發展。

　　第三,在爭取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和努力構建和諧社會的過程中，有與民生密切相關的一系列公共產品和公益服務亟待增加供給，特別是貫徹應對環境矛盾挑戰的“綠色發展”戰略方針。

　　第四,為有效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貫徹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走創新型國家之路。

　　第五,經濟社會轉軌還在持續過程之中，還應繼續瞻前顧后，為支撐全面改革墊付和填補轉軌成本。

　　第六,我國國防和必要的重點建設，仍需可觀的資金作重點支持。

　　這些現實重大問題的解決，都具有鮮明的、復雜的結構特征和供給管理的挑戰性，都是以往的需求管理手段不能涵蓋的，都在呼喚實質性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新供給經濟學首先是改革經濟學，攻堅克難的改革是統領，改革中“守正出奇”是關鍵

　　基于在世界金融危機沖擊之后對主流經濟學理論與經濟調控實踐的反思和理論密切聯系實際的創新努力，我們提出了新供給經濟學的認識框架。我們的思維重點，首先是強調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新時期，攻堅克難地從增加有效供給角度實施制度創新供給和結構優化，銜接從短期到中長期目標的運行調控。因而供給管理的手段，既需注重充分尊重和敬畏市場，又要理性地、守正出奇地引導和建設市場，以經濟手段為主，與深化改革優化制度供給緊密結合，進一步解放生產力，構造又好又快發展的持續動力源，實現全面小康與中國夢。

　　如何優化供給側環境與機制，釋放潛力，托舉經濟質量升級式增長？針對供給體系的主要構成要素，一是調整人口政策，從控制人口數量轉向優化實施人力資本戰略（放開二孩后可動態推進后續優化舉措）。二是積極審慎推動土地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土地流轉制度。三是全面實施金融改革，積極解除金融抑制，有效支持實體經濟。四是切實通過改革，為企業經營創業活動松綁、減負，激發微觀經濟活力。五是大力實施教育改革和創新驅動戰略，培育高水平人才，有效建設創新型國家。

　　供給端的上述舉措，離不開我國行政、財政、國企、收入分配、價格、投資等多方面的綜合配套改革。一是結合式深入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大部制改革和“多規合一”制度建設。二是繼續深化財稅改革,支持政府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三是有序推進國有企業改革，促進國有資產收益和存量的轉置。四是改善收入分配與再分配相關制度，打造橄欖型現代社會結構。五是以滿足公共服務需求、優化結構和調動潛能為大方向，積極理順基礎資源、能源產品比價關系和價格形成機制，積極實施選擇性有效投資和PPP機制創新。

　　總之，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現代化進程已經到達一個非比尋常的關鍵時期和歷史性的考驗關口，僅以短中期調控為眼界的需求管理已不能適應客觀需要，應當及時、全面引入以固本培元為主旨、以制度供給為核心、以改革為統領的新供給管理方略，針對中國經濟社會的重大現實問題，中西醫結合多管齊下，共收療效。

　　嘉賓簡介

　　賈康，曾長期擔任國家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享受政府特殊津貼，現任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中國稅務學會、中國城市金融學會和中國改革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財政學會顧問，北京市、上海市人民政府特聘專家，福建省、安徽省、甘肅省人民政府顧問，西藏自治區和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咨詢委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國家行政學院、南開大學、武漢大學、廈門大學等高校特聘教授。多次參加國家經濟政策制訂的研究工作和主持或參加國內外多項課題，撰寫和出版多部專著和數百篇論文、數千篇財經文稿。

　　■ 主 辦： 江西日報 中國銀行江西省分行

　　■ 文字編輯： 鄢 玫 李芳芳

　　■ 版 式： 鄧志剛

　　■ 時 間：2月2日

　　■ 地 點：江西日報社傳媒大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