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推進結構性改革特別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十三五”的一個發展戰略重點。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1月31日，由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中國養老金融50人論壇主辦的“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2016年年會”在鄭州召開。與會專家們以“著力供給側改革引領十三五新發展”為主題，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與實踐問題進行了熱烈地探討。我們特摘發部分與會專家的發言，以對我們理解與把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精神有所裨益。

　　供給側改革需在創新中前行

　　□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賈康

　　中央確定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供給體系質量效益提升的方針，體現了我國經濟工作思路和宏觀調控指導思想上的新思維。從經濟學基礎理論層面說，人的需求是原生動力，但供給側對需求側的響應機制及需求特征卻是劃分經濟發展階段和不同時代的決定性因素。過去需求側總量成為動力來源的消費、投資、進出口“三駕馬車”，必然要衍生出結構化動力問題，我們只有將這種結構化的邏輯傳導、轉移到供給側，并充分展開，才可以有效形成對整個經濟增長動力體系的認知和把握。

　　從我國經濟社會轉軌過程和具體國情看，客觀上特別需要注重供給側結構問題，在三農、區域協調、環境保護、科技創新、國防、重點金融等方面補短板、優結構，特別要以制度供給、深化改革來解放生產力、化解矛盾累積與隱患疊加、引領新常態，形成中長期可持續發展后勁。中央正是在深刻總結中外經濟理論與實踐的基礎上，在中國完成經濟社會現代化轉軌升級的問題導向下，形成了關于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明確要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是貼標簽式的選擇性概念，而是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理論密切聯系實際的創新；不是否定需求側和簡單搬用美國供給學派減稅為主的思路，而是借鑒中外所有供給管理的有益經驗，又側重于供給體系建設的系統工程；不是所謂搞新計劃經濟，而是堅持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總體上發揮決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把有效市場和有為、有限政府相結合，實現中國守正出奇的現代治理和追趕趕超的超常規發展。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是問題導向下以改革攻堅克難為關鍵來解放生產力。從供給側相關因素看，主要涉及勞動力、土地、自然資源、資本、科技和制度這五項。各國經驗都表明，前三項在經濟體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前的過程中，比較容易表現出它的支撐力和對發展的貢獻，但其后卻要轉向衰竭。中國就是這樣：勞動力優勢支持我們一路走來成為“世界工廠”，土地和資源開發中經歷“無價”變“有價”、“低價”變“高價”，表現出生機勃勃的超常規發展，引進外資、技術和管理經驗，民間資本積累十分雄厚。然而，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的這幾年，新的問題卻是民工荒、用工貴、招工難、整地拆遷、補償成本抬高。為引領新常態，我們必須更多依靠后兩大要素的潛力釋放。科技和制度改革帶來的最大紅利，就是提高全要素生產力、對沖下行因素、打造發展“升級版”的最主要的正能量來源。因此，亟須在改革中解除供給抑制、放松供給約束，包括調整人口政策，優化勞動力供給，積極推進土地制度改革，深化金融改革，使間接、直接融資產品多樣化，服務實體經濟升級換代，實施教育、科技改革，以科學研究的規律釋放科研創新的潛力，減輕企業綜合成本，激發微觀主體活力，依靠優勝劣汰、市場機制淘汰落后產能，等等。

　　雖然現階段從供給側發力攻堅克難任務艱巨，但我們別無選擇，必須迎難而上、敢涉險灘、啃硬骨頭。做好供給側結構改革，中國人不僅可以有技術層面的后發優勢，可以消解某些后發劣勢，還有望形成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學理支持下供給側偉大實踐的先發優勢，如愿對接全面小康和中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