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以人的全面發展”為主線

　　（一）“人民主體”與馬克思“人的全面發展”具有一致性

　　人民主體的“人民”和“人”之間是什么關系？筆者認為，“人民主體”和馬克思“人的全面發展”是一致的。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提出，“每個人的自由的全面發展是一切人自由全面發展的條件”，并稱這是“新社會的本質”［10］(P273)。恩格斯晚年在致卡內帕的信中強調，“除了摘出這句話之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適的了”［11］(P189)。這不僅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價值，而且是人類共同文明的最高價值。

　　今天講的人民主體與馬克思“人的發展”之間可以并存。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更是提出了要把“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筆者自1986年提出“人本經濟學”課題申請后一直在思考：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人的位置在哪里”？經濟發展的根本價值是見物還是見人？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多年來中國以GDP為代表的物質財富實現了快速增長，但城鄉居民——人的收入增長與經濟發展卻不同步（見圖1）。圖1中上面這條線是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線，也可稱其為GDP，三十多年來特別是進入新世紀后陡然上升；底線原本是兩條，一條是城市居民收入增長線，一條是農村居民增長線，之后城鄉增長指數趨同，合成一條居民收入線。雖然城鄉居民收入線也在上升，但“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線”與“城鄉居民收入線”兩者離差很大，而且呈現逐步擴大趨勢，以致形成了一個“剪刀差”。圖1中上面這條線可稱為“國富線”，下面這條線可稱為“民富線”，反映了中國目前深刻的矛盾。

　　利益分配格局涉及社會的公平和正義，各方面對此頗為關注。筆者曾提出要包容國富與民富的思想。具體講，就是要實現由“國富”到“國民共富”的轉型。但在民富一時相對短腿的情況下，根據“十三五”期間著力“補短板”的精神，應強調“民富優先”。一方面，實現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發展、勞動報酬增長與勞動生產率提高“兩個同步”；另一方面，在社會各群體之間，通過“提低、調高、擴中（未來使中等收入者的比重逐步達到總人口的60%以上）”以及采取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措施，使窮者不能再窮、富者可以合法致富并予以調節，同時擴大中產階層，最后達到社會共生、共存和共富。

　　圖1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增長與居民收入增長指數的對比

　　注：GDP指數和居民指數均以1978年為100。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13》

　　（二）準確把握“人”的三層內涵，特別是在共享發展時防止把人的內涵狹隘化

　　在“十三五”期間，如何實現共享發展，涉及八個方面的民生問題：公共服務供給、脫貧、教育、就業創業、縮小收入差距、社會保障、健康中國及人口等。在探討共享發展時，筆者建議把握“人”的真諦，準確把握“人”的內涵，防止把人的內涵狹隘化。對此，筆者在《人本體制論》中提出要從三個維度把握人的含義。

　　——橫向上“全體人”，而不是“部分人”或“多數人”或“大多數人”，強調惠及全體人民，實現社會共生（關于社會共生，筆者有三條建議：“窮人不能再窮，富人不能出走，中產必須擴大”［8］(P1)。要補短板，一個也不能少，特別是脫貧工作。

　　——縱向上“多代人”，而不僅局限于當代人。注重代際公平，下代公平，給草根階層提供上升通道。

　　——內核上“多需人”，而不是“單需之人”。包括物質生活、精神生活、社會生活、政治生活。特別強調包括人的尊嚴在內的“高端人本”［4］(P1)。

　　（三）把“人的發展”紅線貫穿五大發展理念的體系中，防止“物本位”和“官本位”

　　傳統經濟學存在兩大問題：權力本位——政府主導型，根本問題是把人看成執行上級意志的工具；物本位——GDP崇拜。在GDP崇拜——投資驅動型——政府主導型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內在聯系。長期以來，我們以追求GDP增長速度為首要目標，這促生了“投資驅動型”模式，其背后深層次的原因是根深蒂固的“政府主導型”在作怪。這三者之間的關系如《紅樓夢》中四大家族一樣，“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發展到今天，物本主義已經走到了盡頭，必須拋棄傳統的“物本”和“官本”思維，用“人本”思想推進中國的改革開放。第一，“人本型”針對的是“官本型”，即權力本位，或者叫“權本型”；第二，“人本型”針對的是“物本型”。只有克服“物本位”和“官本位”，人的發展才能真正落到實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