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互聯網、工作、全球金融治理變革、法治國家、新常態、高校、新文化史與新社會史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張明：妥善應對網絡強國路上的挑戰】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副研究員張明指出，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第37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以下簡稱為《報告》），《報告》展示了中國信息化、網絡化建設的良好勢頭，增強了中國網絡強國建設的信心。但同時，我們也要保持清醒頭腦，正視中國信息化進程中的挑戰和風險。首先，信息化發展存在薄弱環節，綜合實力仍需提升。我國網民總數全球第一，但在國際電聯2015年“ICT發展指數（IDI）”的綜合排名中，中國大陸僅居第82，過去5年排名只上升了5位。第二，網絡安全水平落后于信息化發展。在技術研發、產業發展等方面，中國的網絡安全建設滯后于信息化發展，信息化成果面臨脆弱性風險。第三，國際信息化競爭日趨激烈。信息技術發展日新月異，各國在此領域競爭異常激烈，研發超強的美國、聯合自強的歐洲、戰略明確的韓國等都積極謀求信息競爭優勢，國際信息化態勢瞬息萬變。未來，在《報告》展現的中國信息化發展成果基礎之上，我們還需從更廣闊的視角、更長遠的目標審視中國信息化進程，苦練內功、踏實進取，爭取早日圓網絡強國之夢。
摘編自光明網
【厲以寧：“白領”和“藍領”的區別還會延續多久】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厲以寧指出，在傳統生產方式之下，從事不同職業的人并沒有被劃分為“白領”或“藍領”。甚至工業化開始后很長時間內，也沒有“白領”、“藍領”之類的稱謂。由于“白領”和“藍領”之間存在著收入差距，而且受教育狀況也有差距，所以“白領中產階級”一般比較常見，“藍領中產階級”并不多見。在科技進步、知識不斷更新的環境中，如果今天還有人在區分干某些工作的是“白領”，干另一些工作的是“藍領”，那么試問這種劃分還能延續多久呢？也許再過若干年，不會有人再以舊的眼光看人了。到那時，說這個人是“藍領”，說另一個人是“白領”，還有意義嗎？當人們都在計算機旁工作時，你能區分誰是“白領”，誰是“藍領”嗎？也許連工作者自己也分不清了。到那個時候，區分哪種工作是“白領”從事的，哪些人屬于“白領”系列，哪些人屬于“藍領”系列，已經沒有意義了。
摘編自《北京日報》
【張茉楠：亞投行之于全球金融治理變革的多重意義】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研究員張茉楠指出，從倡議、籌備、到明年1月成立，亞投行的正式啟動標志著全球金融治理一個新的里程碑。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世界格局劇烈變革，全球經濟金融進入大挑戰、大變革與大調整的新階段，國際金融秩序亟待重塑。構建國際金融新秩序，重點在于完善全球金融治理結構。亞投行對于全球金融治理的 沖擊更多地是觀念層面上而非實際意義上的沖擊，其全球金融治理意義則是增量上的改革以及對全球金融治理體系的貢獻和改變。金融利益分配失衡問題的解決是重構全球金融新秩序的核心。從長期看，亞投行的成立將深遠影響以美元為主體的國際貨幣體系。從全球發展大趨勢看，一個覆蓋歐洲的人民幣貨幣互換網絡正在形成。
摘編自光明網
【姜明安：五大理由展示法治國家建設是法治社會建設的基礎】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姜明安認為，法治國家建設是法治社會建設的基礎，理由主要有五：其一，建設法治社會需要法律，需要良法為人們行為提供規范，確立社會關系準則。沒有法治國家，沒有人大的科學立法為法治社會建設提供良法基礎，法治社會不可能生長、存在。盡管建設法治社會所需法律，所需良法并非完全由人大立法（硬法）供給，社會自治過程中形成和產生的軟法也是法治社會建設的重要法源，但人大立法（硬法）畢竟是基本法源。其二，法治社會需要相對穩固的經濟基礎和相對穩定的社會秩序支撐，而相對穩固的經濟基礎和相對穩定的社會秩序有賴法治政府的保障。沒有法治政府，國家經濟基礎不可能穩固，社會秩序不可能穩定，從而法治社會也就難以存在和運行。其三，法治社會需要國家公正司法提供有效的解紛機制。國家正式司法制度畢竟是解決爭議，維護社會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線。如果沒有國家的公正司法，社會穩定受到影響，法治社會將難以維繼。其四，法治社會公民自治主體的生長、發育需要獲得政府的寬容、支持和保障，而能寬容、支持和保障公民自治主體生長、發育的政府只能是法治國家的法治政府。其五，社會公權力也需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予以一定的監督、制約。因為社會公權力也是一種權力。凡是權力，就必須有監督、制約，否則，同樣可能產生腐敗（如中國足協就曾經產生過嚴重的腐敗）。
摘編自《北京日報》
【周漢民：以主人翁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振奮精神砥礪前行】
全國政協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協副主席、上海市社會主義學院院長周漢民認為，新常態是全方位轉型升級的經濟，我們的增長動力要越來越有內涵，產業結構要越來越優化，時不我待，當急起直追。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我們不再簡單以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論英雄，而是強調以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為立足點。因此，在經濟轉型期，應理性看清趨勢，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定力，增強發展自信，堅持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理念，通過協調推進包括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內的全局性、系統性改革，補短板，強根基，推動我國經濟從量變走向質變，更加充分地激發創造活力，更加有效地維護公平正義，更加有力地保障和改善民生。當下最關鍵的是，大家應以主人翁的責任感和使命感，積極找短板，認真補短板，真正做到人無我有、人有我優、人優我特、人特我專。
摘編自《文匯報》
【葛慧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創新方法應更接地氣、順應時代】
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葛慧君撰文表示，習近平同志指出，做好宣傳思想工作，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創新。這一重要論斷同樣適用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既要堅定政治立場，也要深刻把握時代環境的變化，創新方式方法，更接地氣、更順應時代、更有成效。推進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改革創新。思想政治理論課是對大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渠道，是開展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平臺。推進高校校園文化建設改革創新。校園文化對大學生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和行為方式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優秀的校園文化，可以塑造人的思想品格、提升人的人文修養、陶冶人的道德情操。推進高校網絡空間建設改革創新。真正成為運用現代傳媒新手段新方法的行家里手，是我們解決“本領恐慌”的迫切需求，也是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題中應有之義。創新網絡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形式，注重網絡傳播的特點，把互聯網建設成為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新陣地。
摘編自《人民日報》
【王恩銘：新文化史與新社會史的“同”】
上海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王恩銘指出，從大處講，新文化史與新社會史之間界限不清主要有兩點原因。第一，新文化史學家中有不少人原先都接受過新社會史訓練，盡管他們試圖揚起新文化史旗幡，但早已根植于身的學術基因無法剔除干凈，自己的研究思路、方法和路徑仍處處留著新社會史的“印記”。第二，新文化史“橫空出世”后，新社會史并沒有對此視而不見，而是“謙虛”地吸納新文化史的合理成分，將其融入新社會史研究之中。同樣，盡管新文化史“自立門戶”，但它也沒有忽略新社會史的精華部分，而是積極吸納新社會史的學術養料。因此，新文化史自產生之日起就無法與新社會史真正“分道揚鑣”。新文化史的問世并不意味著它與新社會史永世“決裂”。與其說新文化史與新社會史鬧了“離婚”，不如說兩者在發展一種時而碰碰磕磕，但總體上還算是富有成效的“婚姻關系”。正是于這一原因，有學者把新文化史與新社會史“合二為一”，稱之為“新社會文化史”。
摘編自《中國社會科學報》
（光明網記者 李貝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