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中國夢、中國教育3.0、治國理政、亞洲安全觀、互聯網、中國制度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唐愛軍：用中國夢建構執政話語體系】
中央黨校馬克思主義學院唐愛軍認為,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總結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實踐經驗基礎上，著眼于當前世情國情黨情，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新論斷、新觀點，構成了豐富完整的治國理政思想。“中國夢”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個執政集團能否獲得民眾廣泛認同，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該集團是否有凝聚人心的目標和理想。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極富感召力的奮斗目標”，這就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為一種執政話語體系的“目標設定”，中國夢體現了這樣幾個特點。第一，占據價值制高點。在國內，中國夢展現出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價值追求，以中國夢這一“最大公約數”來凝聚人心，匯聚正能量；在國際，中國夢主要被詮釋為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夢。第二，打牢理性的支撐點。中國夢不是虛幻的，還在于我們在實踐過程中找到了一條能夠實現國家富強、民族復興和人民幸福的正確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夢將中國道路涵蓋其中，實際上是切中了當代中國現實及其不斷發展的“實踐邏輯”。第三，抓住大眾宣傳的特點。中國夢用通俗化、大眾化、生活化的語言詮釋了執政黨的執政理念，將國家層面的意識形態與民眾的實踐訴求很好地結合起來了，切實增強了執政話語體系的吸引力和影響力，使執政黨的意志和價值觀深入人心。
摘編自光明網
【李軍：中國教育3.0應積極發揚古典人文主義精神】
香港教育研究學會會長、香港大學教育政策所常務副所長李軍表示，中國大學的未來發展應當做到廣納百川與和而不同、特立獨行卻充滿生機。其實，這也適合于對中國教育3.0的前瞻性構想。面向未來的中國教育首先應該是立足于本土人文主義傳統的教育模式——德行的培養應該始終是教育的核心和教改的目的。只有把培養“好人”回歸為學校的首要使命，才有可能建設真正的“好學校”。同時，中國教育3.0也應積極發揚古典人文主義的平等精神，把有教無類完完全全地貫穿于教育的方方面面和全過程。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對于中國教育3.0的挑戰并非僅僅來自課程、學校乃至整個教育系統的變革要求。這些挑戰實際上還來自構建一個德法兼治、和諧社會的建設需求。當“扶還是不扶”不再是一個社會悖論的時候，培養“好人”和建設“好學校”才有實踐意義上的廣泛可能。
摘編自《中古社會科學報》
【李君如：習近平治國理政著力破解“亂作為”和“不作為”】
中共中央黨校原副校長李君如撰文表示，我們的干部，絕大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對干部隊伍的這一判斷，我們決不能動搖。同時，也必須看到有的干部過去思想不純、作風不正，亂作為，現在又走向反面，明哲保身，不作為。這兩種情況，都是貫徹落實“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障礙。今年4月，中央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在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中開展“三嚴三實”專題教育方案》，對在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中開展“三嚴三實”專題教育作出安排。這不僅是落實全面從嚴治黨戰略舉措的重要部署，也是落實整個“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重要部署，是解決“亂作為”和“不作為”兩方面問題的重要舉措。在今天，我們只有緊緊圍繞協調推進“四個全面”，對照“三嚴三實”要求，推動各級領導干部把“三嚴三實”作為修身做人用權律己的基本遵循、干事創業的行為準則，才能使我們的各級干部既嚴格依章依法辦事，又勇于開拓創新地為民執政、為民辦事，才能真正按照“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新局面。
摘編自光明網
【翟崑：亞洲安全觀是契合亞洲需要的和平安全觀】
北京大學教授翟崑認為，門羅主義作為美國實施對外干預、確立在美洲主導地位的理由，是一種不平等且過時的理念。與門羅主義迥異，亞洲安全觀契合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契合亞洲各國人民的安全訴求，是具有時代意義和進步意義的和平安全觀。亞洲安全觀是對中國和平發展實踐的總結。亞洲安全觀是中國周邊外交理論和實踐不斷創新的結果，也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新安全觀思想的延續與發展。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新安全觀經歷了兩次升級、三個階段。亞洲安全觀是一套契合亞洲需要的安全理念。亞洲安全觀的核心內涵是共同、綜合、合作和可持續。亞洲國家應當攜起手來，從亞洲的現實安全環境和安全需要出發，逐步將亞洲安全觀作為各國共同遵守的地區規范，這需要各方加強自我約束。中國作為亞洲安全觀的倡導國，會以身作則，“體仁行義”，“修己安人”；有關大國要放棄絕對安全追求，尊重他國特別是小國的安全訴求，不搞霸權主義，不欺負小國；小國也要約束自身言行，不肆意侵犯和挑釁大國正當安全利益。唯有如此，亞洲才能形成維護和平與安全的共同責任和共同規范，進而實現亞洲的和平、繁榮和開放，保障亞洲各國的共同利益。
摘編自《求是》
【王志平：互聯網風口下實現統計“彎道超車”，是中國政府具有的獨特條件】
中共上海市委黨校經濟學教研部主任、教授王志平指出，統計工作的服務對象，既包括政府，也包括公眾。過去所有統計工作的內容、渠道、流程和統計結果的發布，基本上是建立于服務政府的理念之上的。不得不承認，公眾對統計工作要求的增長和變化，已經大大超過政府自身對統計工作要求的增長和變化。如果能把公眾列為同樣重要的服務對象，統計工作就需要重新考慮內容、渠道、流程的設計和統計結果的發布。一個重要的前提是，我們的政府能否敏銳地察覺公眾對統計服務的需求變化。在互聯網和大數據分析技術崛起的時代背景下，統計對象日益呈現多元化傾向。不客氣地說，目前政府(包括發達國家政府)統計主要還處于傳統且單一的數據采集階段，離開深度挖掘數據關系和數據價值的階段還有相當距離。我國《統計法》明確規定，“統計分析”是統計工作的主要任務之一。政府有責任、也有條件運用互聯網技術，率先在大數據的關系和價值挖掘方面、在統計分析由因果分析向相關性分析轉變方面，實現某些突破。中國政府擁有非常廣泛的組織系統，同時擁有和發達國家政府一樣先進的互聯網技術。在互聯網風口下實現統計工作的“彎道超車”，中國政府具有獨特的條件。
摘編自《文匯報》
【孫來斌： 在“變”與“不變”的結合中保持中國制度的活力】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孫來斌認為，在中國制度前進的道路上，還存在經濟發展方式粗放、資源環境約束趨緊、反腐敗斗爭形勢嚴峻等突出問題，表明中國制度還不是盡善盡美的。我們黨對此有著清醒認識。習近平同志強調，“制度自信不是自視清高、自我滿足，更不是裹足不前、固步自封，而是要把堅定制度自信和不斷改革創新統一起來”。這也表明，“折騰”不是改革的同義語，制度創新不等于“另起爐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始終堅持，這是制度創新的底線；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體制機制必須改變，這是制度創新的主攻方向。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了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和任務，2015年中央一號文件強調要堅持土地公有制性質不改變、耕地紅線不突破、農民利益不受損三條底線，并針對存在的問題提出有序推進征地制度改革、宅基地制度改革等。關于中國制度創新理念，俄羅斯漢學家薩利茨基曾評價說：“鄧小平在這方面居功至偉，他實際上只做了不大的變動。”這一說法對中國制度創新深度、廣度的評價不一定到位，但從制度的自我完善總體屬于量變的角度來看頗有道理。可以說，正是在“變”與“不變”的結合中，中國制度保持了延續性和生命力。
摘編自《人民日報》
（光明網記者 李貝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