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教育交流合作從不同層面展開

　　《中國社會科學報》：擔任燕京學社社長這個職位以來，對您的研究興趣有沒有影響？

　　裴宜理：擔任燕京學社社長以來，確實對我的研究領域有影響。由于現在有很多訪問亞洲高校的機會，通過和這些學校的領導、老師以及學生們的交流，讓我對高等教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因為我本身是研究政治學的，所以我對高等教育的政策尤為感興趣。第一是高校的組織機制；第二是高校與政府之間的互動；第三是政府的教育戰略。即如何通過教育實現國家軟實力的提升、如何通過科技研究加強國家硬實力等。這都是我認為值得關注的領域。

　　《中國社會科學報》：當前是否已經有了更具體的研究方向？

　　裴宜理：我一直以來都對中國歷史感興趣，現在又在哈佛燕京學社工作，由此我目前對燕京大學歷史的研究很關注。而且由于父母曾在教會大學，我同時也進行中國教會大學史的研究。

　　燕京大學和我父母所在的上海圣約翰大學，一北一南，教育方法非常不同。地處南京的金陵大學也是比較研究的一個案例。通過研究發現，這幾所大學的學科設置以及教育方法，和它們所在的地域環境有很大關系。圣約翰大學地處上海，而上海是中國的商業、工業中心，所以一些專業比如醫學、建筑、工程等是其優長領域；燕京大學地處當時文化中心北平，更注重中國傳統文化學科；金陵大學所在地南京，是當時國民黨政府所在地，所以學科偏重政治、外交等。考察民國時期本土地理環境對這些高校教育政策的影響是個很有趣的研究領域。

　　此外，上世紀20—30年代，哈佛燕京學社和中國6所大學有過交流合作，因此民國時期高等教育國際化也是我感興趣的領域。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現在經常去亞洲各國特別是中國進行訪問、交流，您如何看中美教育交流？

　　裴宜理：很顯然現在中美兩國之間的教育交流越來越頻繁、越來越多。在我第一次返回中國大陸的時候，那時在中國學習的美國學生屈指可數，現在則有上萬的美國學生在中國讀書。同樣，也有很多中國學生來美國學習。他們中有很多人回到中國，有的人可能喜歡美國，有的人可能不喜歡，每個人有自己的觀點、自己的理解，這都是可以理解的。我們需要不同的看法, 需要在各個不同層面上的交流。

　　此外，合作辦學也是目前國際教育交流的一個趨勢。目前，有越來越多的中國高校和歐美名校進行合作。現在的合作已經不止于某個教學項目、學位項目，而是上升至合作辦學，比如上海紐約大學、寧波諾丁漢大學、西安利物浦大學等，這些都是國際教育合作的實驗，我認為進行這樣的實驗非常重要。

　　看好海外中國研究“漲勢”

　　《中國社會科學報》：有人說現在海外中國學已經漸成主流，您怎么看？

　　裴宜理：我同意這種看法。當我在上世紀60年代開始涉足中國研究領域時，以為我這輩子都不可能去中國大陸了——那是在尼克松訪華之前，中美關系還未正常化。在我第一次踏上中國大陸土地的時候，也就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雖然那時大家對中國產生了很大的興趣，但是中國研究當時在海外來說還是邊緣化的、不尋常的。現在這種情況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很多學生很小就開始學漢語；很多本身不是中國學領域的同事也對中國研究充滿了濃厚的興趣；在政府工作的同事，他們可能都不懂中文，但這卻不影響他們在政策分析中引用中國案例，因為他們認為中國在政治分析中的位置太重要了。

　　現在無論是研究人文社科還是研究專業技術的學者，都對中國研究越來越有興趣。比如有很多醫學機構和中國大陸合作研究肺癌等醫療、衛生、健康問題，在工程領域、信息計算機領域等都開展了與中國的各種合作。所以中國研究已經不再和過去一樣是個“新奇”的領域，對美國很多大學來說也不再是個“奢侈”的課程，相反，它已經成為大學的基本課程，無論是教員的教學研究實力還是學生的學習熱情都在逐年看漲。

　　這是一個海外中國研究的“精彩”時刻。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新氣象：英國牛津大學宏偉的潘迪生中國中心大樓、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新成立的東亞研究圖書館、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新啟動的當代中國研究項目等，這些都表明世界對中國研究有著巨大的興趣。（駐波士頓記者 馮黛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