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要推進供給側改革

　　理由一：需求管理政策的邊際效益在遞減。2008年國際經濟危機爆發后，為了保增長或穩增長，我們采取了一系列需求管理政策，如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和政府投資政策等。這些政策確實取得了一定的保增長效果，但此后需求管理政策的邊際效應在遞減，雖然連續多次采取了穩增長措施，但GDP增速自2010年一季度達到12.1%的高度之后，一直在震蕩下行，直至2015年三季度的6.9%，而且尚未扭轉下行趨勢。這種增速下行有我們主動調控的因素，但還有別的原因。這就使得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為什么需求管理政策達不到預期效果？其核心原因恐怕是沒有完全找對病根，沒有對癥下藥。中國經濟當前的主要問題是結構性問題，而非周期性問題。針對結構性問題，不能用解決周期性波動的需求管理政策去應對，而要采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去化解。

　　理由二：需求管理政策的副作用和后遺癥越來越大。由于需求管理政策主要是通過政府投資和釋放流動性等手段，拉動“三駕馬車”來實現經濟增長，屬于短期刺激政策，故在帶來經濟增長的同時，也造成了產能過剩、高房價或資產價格泡沫、地方債務壓力加大、資源環境壓力加大、企業效益下降、影子銀行、銀行不良資產率上升等副作用和后遺癥。鋼鐵、電解鋁、水泥、建材、造船等行業的產能利用率已下降到70%左右，許多城市的房價已大大超過多數居民的承受力，2014年中國債務占GDP的比重達到了235.7%，個別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已超過2%的警戒線。這促使我們必須尋找新的出路。

　　理由三：推進供給側改革與推進全面改革是吻合的。從供給側入手、針對結構性問題而推進的改革幾乎包括所有重要的改革，如行政管理制度改革、產權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國有企業改革、財稅制度改革、金融制度改革、價格制度改革、社會福利制度改革、生態制度改革等。可以說，從“需求側”轉向“供給側”相當于從“政府調控側”轉向“全面改革側”。而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全面改革也正是要推進這些改革，故推進供給側改革也就是落實三中全會精神，推進各個領域的改革。

　　理由四：推進供給側改革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需要。我們要追求的發展是綜合考慮資源和環境承載力、兼顧當代人和后代人權益的可持續發展。可持續發展要求盡可能少地消耗資源能源、保護環境，而在推進工業化城鎮化過程中要做到少消耗資源能源、保護好環境，根本的出路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即以較少的資源能源投入獲得較高的產出。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基本途徑是發動“三大發動機”，即推進制度變革、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而推進供給側改革正是要培育“三大發動機”，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實現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故推進供給側改革可以達到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的。

　　理由五：供給與需求相互依存，但國內有效需求最終決定于各主體的供給能力。雖然需求對供給有重大影響，但各種主體(個人、企業等)的各種有效需求都取決于其支付能力或購買能力，而支付能力或購買能力取決于其收入水平，而收入水平又取決于其生產率，而生產率又取決于其供給能力。因此，擴大內需的根本措施，是通過減稅而不是提高稅率，不斷提高企業和個人的有效供給能力或競爭力。

　　理由六：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供給能力決定一國的競爭力。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如果一國國內企業和個人的供給能力提高了，即使國內需求沒有擴大，也會保持經濟增長，因為供給能力提高的企業和個人會開拓外需市場，滿足國外市場的需求，賺外國人的錢。反之，如果一國國內企業和個人的供給能力沒有提高，即使國內需求擴大了，也不一定帶來經濟增長，因為在國內企業和個人的供給能力沒有提高的情況下，擴大了的內需市場很可能會被國外的企業所占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