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商會建設的發展新方向

　　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回顧商會制度的形成，我們可以看到一條非常清晰的脈絡，那就是經濟發展變化是商會制度演變的基石。在初期，只有商品的概念，商品的流通受時空的限制很大，作為個體的商人一般都是獨立運作，難以產生像商會這樣的組織。后來有了商業的概念，商品交換在時間和空間上都得到了擴展，比如隨著絲綢之路的開拓和東西方貿易的興起，也就出現了波斯商隊以及中國的馬幫；　商品經濟發展到產業階段，社會分工更精細，社會資源的重整組合能力也越強，個體的商人已經難以勝任，于是出現了基于親緣血緣地緣而形成的商幫，歷史上的浙商、晉商、徽商，都曾經顯赫一時；而現代管理思想的形成和管理制度的完善，又使得商會這一更符合現代化的商業組織形式走上了歷史舞臺。

　　理論和實踐都證明，商會組織視為并列于市場、企業、國家、非正式網絡或門閥的第五種經濟制度或社會秩序，在參與社會經濟治理中起到了獨特作用，即：企業、政府、商會形成“三位一體”的跨國資本推進策略，鼓勵有能力的企業先行，政府全面制定配套政策，商會率先實施“走出去”戰略。而20世紀８０年代末至９０年代初，中國對外經濟進入快速發展時期，歐美國家大量外資企業集中涌入，美國、日本、德國等以外國工商業為主要服務對象的外國商會也在短期內大量涌入北京、上海等外資集中地區。由于經驗成熟并且完全按照市場化手法運作，“洋商會”在市場開拓方面的功能十分強大，能夠為其會員企業提供包括市場營銷在內的綜合服務，避免會員企業自己單槍匹馬地在國外市場上闖蕩。同時，這些商會還通過各種方式和駐在國政府保持密切溝通，為本國企業在進出口和稅收等方面爭取最大限度的優惠政策。這些商會已成為本國外商企業的利益集團代表，商會也成為商界人士活動的主要場所和了解信息的主要途徑。他們在中國的產生、生存和發展模式，為正處于轉型期的中國商會提供了有益的經驗借鑒。前段時間，習近平主席在西雅圖參加中美企業家座談會時，充分肯定了兩國商會和商界在中美經貿合作中的推動作用，商會“民間外交”的作用又一次凸顯。

　　政府現在對商會態度講究的是鼓勵自由戀愛，由社會自發自主地產生商會，并賦予商會一定的職能。這一職能可以簡單概括為“排頭兵、協調員、促進者”。

　　所謂“排頭兵”指的是，商會將率先填充政府職能轉變后釋放的社會結構性治理空間，成為城市社會治理的“排頭兵”。培育社會組織是創新社會治理的重要內容，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商會協會類作為重點培育和優先發展的四類社會組織之首。商會協會作為“樞紐”作用所連接的不僅是政府與市場，更涵蓋了眾多分散的企業以及社區、社會組織等多樣化的社會主體，因而在創新社會治理背景下，商會協會的率先發展，既有利于發揮商會在整合社會資源等方面的獨特優勢，也有助于帶動其他類型社會組織的發展完善。

　　所謂“協調員”指的是，在針對勞資矛盾等問題上，商會居中協調，為化解糾紛而努力。近年來，社會轉型帶來的矛盾激增，民營企業的勞資矛盾是主要表現之一。其發生領域廣泛，數量不斷增多，倘若處理不慎，極易誘發嚴重的群體性社會事件，是當前突出的一個社會矛盾。據統計，勞資糾紛是引發群體性事件的最大誘因，占全部群體性事件的三成。一般而言，面對勞資矛盾，西方商會通常極力維護會員企業利益，與工會等勞工利益組織形成對抗。而與西方不同，在我國，中國特色的商會協會既要求維護企業利益，也要求與工會等保持良性互動，起到解決勞資雙方矛盾的重要協調作用。

　　所謂“促進者”指的是，商會的功能進一步輻射到社會，促進社會民生福祉的發展，為社會的和諧穩定作出積極的貢獻。這一職能，一方面是由于非公企業大量分布于與民生密切相關的行業，商會對非公經濟發展水平、誠信品質與服務質量等的影響，關系到經濟發展成果能否惠及人民、造福人民這一改革的根本歸宿；另一方面，非公企業已成為社會就業的主渠道，商會協會著力促進其健康發展有利于促進就業、增加群眾收入、增進社會和諧。此外，商會協會為塑造良好的企業形象，也自然傾向于促進企業著眼社會民生，更好地承擔社會責任。

　　（上海社科院科研處湯蘊懿副研究員對本演講亦作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