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商會怎樣走向大時代
——周瑞金在華東師范大學的演講
□單一企業對外投資,是單兵作戰,抵御風險能力極差;而以商會為主體,以民間投資為紐帶則是集團軍作戰,在貫徹國家戰略意圖方面有其天然優勢。所以,國家的發展總戰略包括“一帶一路”戰略,為中國特色商會的建設指明了新的方向
□商會是一個以自然人和商業組織為其會員,以維護會員利益和促進工商業繁榮為宗旨的法人,具有非營利性、自治性、經濟性特點。在“依法治國”的社會運行方式下,中國特色商會的發展不僅要滿足政治合法性和社會合法性,更需要有明確的法律定位,在法律授權的框架下行使職能
□政府現在對商會態度講究的是鼓勵自由戀愛,由社會自發自主地產生商會,并賦予商會一定的職能。這一職能可以簡單概括為“排頭兵、協調員、促進者”
【思想者小傳】周瑞金 歷任 《解放日報》 黨委書記兼副總編輯、 《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兼任人民日報社華東分社社長。獲國務院表彰為有突出貢獻的專家學者,享受政府特殊津貼;授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導師; 分別被聘為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北京廣播學院、西北大學傳媒學院兼職教授。主持撰寫的一系列評論文章,曾產生廣泛影響。出版專著有 《新聞改革新論》 《中國改革不可動搖》 等。
商會包括行業協會,是市場經濟的產物。現代社會,是社會化大生產的商業社會,商業活動已經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說是無孔不入,無處不在。這就是為什么商會成為世界各國各類團體中歷史最久、數量最多、實力最強、影響最大的民間社團的原因。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形成了三大社會主體:以政府官員為代表、以政府組織為基礎的國家公權力系統;以企業主為代表、以企業組織為基礎的創造財富的市場系統; 以公民為代表、以社會民間組織為基礎的公民社會系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改進社會治理方式、激發社會組織活力的新目標,對于商會這個社會民間組織管理體制和發展機制的轉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三中全會頒布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要求政府進一步簡政放權、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進一步推動社會體制改革的深化。在這個轉型時期,商會在提高市場經濟運行效率和促進國家政治民主化進程中有著不可忽視的價值。應該看到,政府管理的轉型,市場經濟尤其是民營經濟的發展,經濟全球化競爭的加劇,為中國商會的發展創造了光明的前景。同時傳統思想觀念及相關體制,使得商會難以在短時期內改變觀念、改變運作思路和模式、系統地發揮其作用。因此,中國特色商會的建設如何在把握發展大勢的基礎上,形成自己的特色,亟待在觀念、體制和機制上進一步理清思路、明確方向、把握重點、系統推進。
中國特色商會建設的歷史新機遇
十一屆三中全會尤其是實行市場經濟以來,我國的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獲得了空前的發展,這是商會得以建立和發展的基礎。當然,這個過程,也并不是一帆風順的,在社會輿論方面也存在著對民營企業家的一些偏見和誤會。上世紀80年代初期,我們提到溫商,幾乎是假冒偽劣的代名詞。后來,又認為溫商只能從事低端制造業,賣打火機的、做皮鞋服裝的、制作眼鏡的,等等;再后來溫商變成“炒家”,什么“溫州炒房團”、“溫州炒煤團”,連大蒜也是溫州人炒起高價來的。今天,上海人對溫州商人的美特斯邦威服裝、報喜鳥西服、紅蜻蜓鞋業紛紛”飛進”資本市場,就刮目相看了。當前,中國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迎來了最美好的時刻。從經濟貢獻看,目前非公有制經濟特別是民營經濟占中國企業總數中的90%以上,占到整個城鎮就業的80%以上,工業增加值的70%以上,對GDP的貢獻率超過60%,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舉足輕重;從社會貢獻看,民營企業正成為穩定就業的最主要支柱,90%以上的新增就業靠廣義的民營企業,即非國企。中小民營企業是大學生就業的主要雇傭者,鼓勵中小民營企業招聘應屆大學畢業生,是提升就業的主要渠道;從經濟結構看,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了“混合所有制經濟”的國企改革方向,鼓勵發展非公有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業,草根民企有了與國企同臺競爭、“國民共進”的雙贏機會。這些政策效應的作用正在逐漸顯現,金融、石油、電力、鐵路、電信、資源開發、公用事業等壟斷領域正在松動,民營企業期待新一輪改革紅利。
過去,我們政府對商會的態度,風趣地說叫作“封建家長制”, “包辦婚姻”。一方面鼓勵你,要生兒育女,傳宗接代,一方面還要限制你,要大家閨秀,門當戶對。對應商會,這種限制體現在一是職能限制,二是立法缺失,三是雙重管理體制,四是對商會還要課稅。而如今,國家治理現代化強調在社會治理中權力向社會的回歸,具體表現在三個轉變,一是社會治理從單一中心向多中心轉變,二是政府職能由管理型向服務型轉變,三是政府社會結構由“大政府,小社會”向“小政府,大社會”轉變。我看到,溫州經濟研究所所長李丁富研究員有個說法,溫州的政府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在發展的第一階段是“無為”的政府,放手發動千家萬戶搞農村工業化,但也由于不懂市場經濟,政府反應滯后; 在第二個階段成為“有為的政府”,政府開始加強調控和監管; 到了第三個階段是“適度政府”,用政府有形的手與無形的手相結合來催促民營經濟的發展。適度政府其實就是對上述三個轉變的最好注腳。
近年,我國提出四個全面的戰略總布局,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一帶一路”)的戰略倡議。不久前閉幕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十三五規劃的建議,明確提出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主要目標和基本理念,強調了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共享發展。這不僅將促進我國經濟繁榮、社會發展和政治、文化、生態建設的全面進步,同時亦為中國企業向縱深方向“走出去”,加強與周邊國家區域經濟合作,進一步融進經濟全球化,提供了新的發展機遇。當然,機遇與挑戰總是相生相伴。這種挑戰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國家在實施戰略布局,尤其是國企走出去的同時,往往會受到一種“新殖民主義”的指摘;二是“一帶一路”建設中涉及的65個國家均為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的共同特點是:基礎設施不發達,經濟結構不合理,市場規則不完備,同時部分國家社會形態復雜,政局不穩定,商業投資的風險也比較大。打個比方,單一企業對外投資,是單兵作戰,抵御風險能力極差;國企出海是核武器,真的使用起來有所顧忌,困難不小;而以商會為主體,以民間投資為紐帶則是集團軍作戰,在貫徹國家戰略意圖方面有其天然優勢。所以,國家的發展總戰略包括“一帶一路”戰略,為中國特色商會的建設指明了新的方向。
在信息社會,信息、知識成為重要的生產要素,信息經濟、知識經濟成為主導經濟,科技與人文在信息、知識基礎上的緊密結合,拓展了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和人們生活趨向和諧的新空間,中國各類商會的結構更趨多元化、復雜化和活躍化。與此同時,近5年來,民營企業家新老交替成為趨勢,一大批青年創業者涌現出來,其中包括大學生、留學歸國人員和其他有志青年,投入到創新創業中去。“新生代企業家”群體培養工作的重要性就更加凸現出來。他們年紀輕、視野廣、闖勁足,具有“創業創新創未來”的蓬勃生機,可以打破老一代創業者的傳統觀念和慣性思維,使企業在傳承中完成轉型升級、在轉型中實現成功傳承,實現傳承與轉型同步推進、互相促進。這一群體是民營經濟的新興力量,他們將承擔著推動中國經濟實現下一波快速發展的重任,是民營經濟實現轉型升級關鍵所在,是民營企業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中流砥柱。顯而易見,他們也成為了中國特色商會建設的生力軍和前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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