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學系講座教授 李金銓

　　傳播研究已成為世界景觀，但它畢竟發源于美國，帶著深刻的美國文化烙印。我自從1971年到美國念書，后來在美國教書，與美國的傳播文獻結下了不解之緣。我是受益者，受益不代表沒有批評，批評不代表全面否定，更不是在鼓吹狹隘的文化民族主義。

　　美國主流傳播研究逐漸窄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傳播研究的先驅進入美國政府，研究如何對付納粹的宣傳策略。戰后傳播研究突然不景氣，1958年，貝勒森（B. Berelson）甚至宣布要為它送終，因為當年奠基的元老或去世，或已離開傳播領域。到了1972年，著名社會學家甘斯（H. Gans）問到，傳播理論為何如此“饑荒”？他說，一方面傳播研究流行文化，領域太窄了，而社會學家所感興趣的是高尚文化；但另一方面，如果把大眾傳播當作美國文化社會的一部分來研究，則又未免失之寬泛。2008年，普利（J. Pooley）和凱茨（E. Katz）重提社會學家為何拋棄傳播研究，其轉折點在于范式轉移：原來在一戰和二戰之間，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獨領風騷，面臨工業化、都市化和移民浪潮的社會大轉型，社會學家以社會制度和集體行為的視角來考察傳媒。但二戰以后，傳播研究重心轉移到哥倫比亞大學，視野隨之窄化，主旨在以社會心理學探討傳媒短期的說服效果。

　　研究方向窄化，不就是人類學家格爾茲（C. Geertz）所說的“內眷化”（involution）過程嗎？格爾茲當年研究印尼爪哇島和巴厘島的農業生態史。由于荷蘭殖民者強取豪奪，再加上人口壓力，這兩個島各自采取不同的發展途徑。爪哇土壤肥沃，于是增加大量人手，前去耕作土地，解決大家的溫飽問題，但并未提高單位面積的產量，最后因為過度使用，以致良田變廢墟。這里我要借用“內眷化”的概念，它形容學界只顧向內部的細節發展，一再以形式主義炫耀技術至上，思想上卻不敢大膽創新，以放大鏡照肚臍眼，孤芳自賞，造成了傳播研究“精致的平庸”。

　　回想1970年代的《傳播系季刊》，文章可能良莠不齊，但往往充滿了知識的火花，令人有所期待；如今篇篇文章技術上無懈可擊，卻覺得看不看無所謂，談的只是細枝末節，對于不同流派和各種大問題都缺乏辯論。主流傳播研究只剩下許多熟悉的“變項”（variable），缺乏新鮮的“視野”（perspective）。許多人只要脫離孤立的“變項”，便渾身不自在，一談到比較大的問題更不知道如何自處。在我看來，這是主流學術“內眷化”的巨大危機。

　　我要舉施拉姆（W. Schramm）和他的學生為例，說明美國主流傳播研究的逐漸窄化。戰后美國出現“統一科學”運動，希望建立一個居高臨下足以統攝其他自然科學的理論；受這種思潮影響，施拉姆也想創建宏觀的“communication science”，以此統攝社會科學各領域。他說，communication是“最基本的社會過程之一，甚至是唯一的社會過程”。因此他聘請各領域的精英，從語言心理學家到資訊科學的巨擘，似乎假定一流頭腦擺在一起，研究類似的問題必能爆出新火花。這個嘗試和整個“統一科學運動”最后證明都是失敗的。的確有很多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心理學家、政治學家、哲學家都在探討communication的問題，但他們經過communication的十字路口以后，又直奔原來的學科方向去了。施拉姆感慨說：“許多人經過，很少人逗留。”（Many pass, few tarry.）

　　施拉姆1955年轉赴斯坦福大學以后，研究旨趣似乎從原來廣泛的人類溝通（human communication）聚焦到狹義的大眾傳播（mass communication），例如電視在兒童日常生活中的角色、媒介在國家發展過程中的角色。也許他的初衷不變，但他所致力的卻是從其他學科汲取概念和理論，以灌溉初生的媒介研究園地。

　　美式傳播理論的局限性

　　不論施拉姆怎么變化，他的視野始終是跨學科的。他的學生不一樣。整個學科越來越專業化，壁壘分明，過分的專業化導致了形式化、技術化的傾向，只向縱深的小題目發展。施拉姆和普爾在1973年后編的《傳播學手冊》厚達一千多頁，分別由社會科學各領域的學者撰寫。他的學生所編的《傳播科學手冊》（Berger 和 Chafee，1987年第一版，2010年第二版），以“科學”為名，其實閉關自守，自認傳播學已然成熟，不假外求，所以完全由行內學者撰寫。在我看來，自給自足是“內眷化”，不是學科成熟的象征。主流研究變成“變項分析”的技術活，方法精細，但視野偏狹窄，不啻是“精致的平庸”。而且，學科“巴爾干半島化”，缺乏共同的目標或關懷。知識如果喪失了“公共性”，豈不變成學苑內部評職稱和加薪的嬉戲？

　　米爾斯（C. W. Mills）的《社會學的想象力》對我的學術興趣與風格影響頗大。他有兩個主要命題：一是要將個人的關懷聯系到公共的問題；二是把重大問題放到一定時空背景中考察，既有歷史的視野，又有全球的視野。按照這個標準，我以為美國主流文獻有兩大真空：一個是歷史的真空，一個是國際視野的真空。對于歷史的真空，大家好像覺得社會科學是研究現在的，而歷史是研究過去的，而且社會科學是“硬”的，歷史研究是“軟”的，不應該混雜在一起。這其實是極端實證主義、科學主義在作祟，米爾斯稱之為“抽象的經驗主義”。

　　再說到國際視野的真空。因為美國是傳播研究的發源地，主流文獻蘊涵美國社會的基本價值，把自由多元主義及美國社會的“恒久價值”視為當然。他們認為美國制度整體健全，細節可以改善，于是將研究旨趣放在“體制內”如何改革，也就變成了技術問題的關懷。因此，政治傳播就變成媒介如何影響選舉與投票行為，另外還大量探討媒介如何影響購物行為。學者不考慮體制的正義基礎，不討論“體制改革”的問題，也不太討論意識形態的問題。美國這套研究在國內固然有它的價值，一旦離開了美國，對于許多國家的“體制改革”或文化沖突，美國文獻就無解釋力，不能提供重大的參考價值了。

　　美國文獻的國際真空還有一個例證：上面提到施拉姆的《傳播學手冊》，其中兩成的文章講國際傳播，還是從美國冷戰需要著眼的；他的學生編的《傳播科學手冊》，只勉強撥出一章講國際傳播、跨文化研究，算是聊備一格。傳播“科學”假定理論放諸四海而皆準，那么“國際”不啻是美國的放大版而已。國際傳播只是國內傳播在海外的理論延伸，或是國內傳播在海外的經驗試驗場。“發展傳播”和“創新擴散”流傳到第三世界，一度成為顯學，這是葛蘭西所說的思想稱霸（hegemony）的過程與結果。美國老師教第三世界的學生，使之自愿擁抱美國文獻為天經地義，各自回去宣揚美國的思想，而不思索它的基本假設。

　　回歸米爾斯的“社會學想象”

　　我寫過一篇很長的文章《地方經驗，全球理論：國際傳播的文化性》。從知識論和方法論來說，我以為應該從自己最具原創性、最重要的問題出發，看它的內在理路和內在邏輯，慢慢地在抽象階梯上不斷上升，以至于接通整個大文獻，使得特殊的地方經驗上升為普遍意義和全球視野。這樣，既可以保留自己的主體性，不隨便套用某種西方理論，霸道地竊取地方經驗以求印證；而且又避免文化孤立與封閉，反對中西黑白截然兩分，最后的目標是要爭取平等對話。

　　我覺得學界應該回歸米爾斯的“社會學想象”，拒絕被過分專業化作繭自縛。學者的研究和生命不應該分割，而是要聯系個人經驗和社會結構，并在歷史的全球的視野里構思。學術孤立主義當然要不得，傳播研究必須解決“歷史真空”和“國際真空”這兩大問題。薩伊德（E. Said）特別提倡學者站在邊緣看問題，態度嚴謹，卻愿意冒險，敢問別人不敢問的問題，敢對權勢者講真話，敢于關心受迫害的弱勢團體。如果傳播學一味在主流框架里打轉，整個傳播研究不可能生出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