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京農業大學金融學院 林樂芬、顧慶康

　　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以來，國務院頒布了一系列關于全面深化農村改革的重要文件，其中多個文件都對農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的發展方向做出了重要部署。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深化農村改革綜合性實施方案》強調，“加強農民專業合作社和土地股份合作社規范化建設”，“深入推進示范社建設行動。構建農戶、合作社、企業之間互利共贏的合作模式，讓農民更多分享產業鏈增值收益”。農村土地股份合作社在我國已有20多年的發展歷史，但近些年其績效增長受阻，農民的利益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害，個別地區甚至發生農戶退股風潮。以江蘇省為例，選取南京市、泰州市、徐州市和淮安市的農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為調研對象，發現農村土地股份合作社在治理、分紅以及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方面存在諸多問題。農村土地股份合作社在改革進程中，應該充分考慮地區與農戶的異質性，大力發展第二、三產業，并完善社會保障體系。

　　農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發展較快

　　農村土地股份合作社是指農戶以“農村土地經營權”入股合作社，把土地經營權變成股權，自愿聯合從事農業合作生產經營的經濟組織。江蘇省農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的發展速度較快。根據江蘇省農業委員會的統計，江蘇全省13個省轄市下轄的98個縣（市、區）均有農地股份合作社的試點。在其發展進程中，根據入股方式分化為兩種發育模式：一是只有土地經營權參股的“單要素土地股份合作社”；二是土地經營權與資金、技術等生產要素共同參股的“多要素土地股份合作社”。江蘇省的實踐證明，農村土地股份合作社成立和發展，促進了土地規模經營、新型職業農民等新生事物的出現，逐漸改變著農村面貌，推動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

　　然而，在取得顯著效果的同時，農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的發展也遇到了各種不同的問題與困難，績效增長受阻。在農村土地股份合作社實踐中，有相當一部分農村土地股份合作社分紅并未實現增值，農戶難享土地增值收益。在調研中，分紅增加的社員比例只占62.1％。其中，泰州市與南京市的比例相同，均達68.4％；徐州市次之，達55.9％；淮安市社員分紅得到增值的比例較低，僅為35.8％。農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的產生本身，就是農戶追尋外部利潤以及提高農民收益的結果，分紅得不到增值，土地的資本屬性難以體現，農民的利益未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

　　多要素農村土地股份合作社占比較少

　　在盈利、經營以及宣傳等方面，多要素農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的社員評價相對較優，農戶入股意愿也較高，但現行組織大多為單要素農村土地股份合作社。調研中南京、泰州、徐州以及淮安的單要素農村土地股份合作社占比分別為82.32％、81.88％、55.17％和86.48％。這是因為單要素農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管理簡單便捷、資源要求較低，因此大多數地區政府直接吸納農戶土地經營權入股，再轉包和租賃給企業或專業大戶等經營。但是，其分紅方式大多為一次性的“保底分紅”，農戶很難享受到土地經營中的“二次分紅”。而多要素農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經營方式上大多自營，能夠在固定租金的基礎上保證農戶的“二次分紅”，確保農戶能享受農業產業化帶來的土地增值收益。

　　各地區社員農戶對農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的組織治理水平評價均不高。不同地區農村土地股份合作社在實踐中存在的弱勢趨同，集中在組織治理缺乏效率與科學性。其中，調研中評價最低的三個項目為“董事會召開次數”、“財務公開次數”和“股東代表大會召開次數”。很多地區的農村土地股份合作社股權治理結構形同虛設，治理效率并不高，嚴重影響農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的質量和發展。

　　農戶入股農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的自愿程度，南京、泰州明顯高于徐州與淮安。調研中，南京與泰州農戶入社自愿程度集中在“非常好”和“較好”,徐州和淮安則集中在“一般”與“較好”。其原因主要是，蘇南、蘇中的第二、三產業較發達，農戶家庭的非農就業率高，對土地依賴性小，農戶愿意將土地入股，避免拋荒帶來的經濟損失。同時，農戶入股又使得大量勞動力轉移到第二、三產業，且使土地形成規模化生產，提高了土地生產效率，促使經濟快速發展。而蘇北地區，農戶從業選擇性小，對土地依賴性大，加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尚不健全，大大降低了農戶入股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