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上海自由貿易區研究協調中心秘書長　徐明棋

　　近些年，在國際貿易規則領域發生了一些新的變化，其中變化的核心，就是從重視貨物貿易規則向重視服務貿易規則轉變。這些新的國際貿易規則變化，對以WTO為基礎的全球多邊自由貿易框架形成了沖擊和挑戰。

　　全面認識國際貿易規則新變化

　　實事求是地分析貿易規則新變化對中國的影響在當前十分重要。這關乎中國采取什么樣的戰略來應對。

　　首先，不能只是片面地從地緣政治的角度解讀。從根本上講，貿易新規則主導國家是想借助經濟全球化和國際分工細化、深化這一大背景在客觀上需要對層出不窮的新國際經濟活動進行規制的契機，取得規則制定的主導權，獲得新的國際競爭優勢。在WTO規則下，一些發達國家在傳統貨物貿易領域優勢不再，其利益無法得到最大化，需要新規則為其具有優勢的高科技行業、服務業、金融業等行業參與國際競爭保駕護航。也不應完全認為新的貿易規則變化，對于中國全是負面影響。有學者基于很多假設條件，運用一般均衡模型計算了削減貿易壁壘對中國影響，得出的結論是中國不加入TPP將損失2.2%GDP。筆者對上述判斷不敢茍同，TPP 會對中國產生負面沖擊，會有一些貿易轉移的負面效應，但這部分效應比較容易通過與TPP 成員達成雙邊FTA或者其他次區域FTA予以緩沖。其實，新貿易規則對中國最大的不利影響在于，假如一些高標準貿易投資規則被很多中國貿易投資伙伴接受，可能會逐漸成為全球的發展趨勢，而中國尚未做好接受這些規則的準備。但如果我們現在接受新規則中關于知識產權保護、環境保護等方面的約定，國內需要經歷的調整和改革任務則將非常艱巨。

　　其次，新貿易規則對于中國未來發展是否有積極的影響？結論也是肯定的。任何規則一旦被各方認可，對于參加的各方都是一樣具有約束力的。更加開放的市場和更加透明的市場規則本身是國際分工深化和細化的客觀要求，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最大的貿易國家以及正在不斷向外投資的新興大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在大國經濟體中位列世界前茅，客觀上需要更加透明和穩定的外部市場環境。從長遠看，與國際經濟活動相關的各種規則越清晰透明，越利于中國企業走出去開展國際競爭。當然，我們也需要按照新的規則行事，加快改革和開放的步伐，使國內的相關法規與國際協定相協調。這會帶來挑戰，同時會在客觀上加快我們的改革和開放的進程。認為擴大開放將損害我們利益，甚至會犧牲國家經濟安全的看法是沒有根據的。中國加入WTO的經驗證明，擴大開放對中國利遠遠大于弊。某種程度上說，加大知識產權保護、環境保護、開放政府采購市場、在更多行業給予外資國民待遇也會產生倒逼和促進效應。當然，在行政保護下的一些壟斷企業將會受損，但會帶來中國企業競爭力的普遍提升。正是從這個角度看，我們對新國際貿易規則的影響應持相對開放和樂觀的態度。

　　中國如何創新性應對挑戰

　　短期看，我們的確面臨一些挑戰，對此應當未雨綢繆、積極應對。

　　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部署應對外部環境的變化。讓市場發揮資源配置決定性作用這一理念的提出以及一系列改革開放措施的頂層設計，或多或少就有這方面的考慮。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以及隨后擴區和增設自由貿易試驗區的舉措，也是為了提前測試與TPP規則相關的進一步開放措施，外資管理體制改革、政府行政管理的透明化、金融市場的開放以及服務業六個領域的開放試驗，都體現出接軌新的高標準國際規則的意圖。當然，由于存在復雜的部門利益和行政管理的慣性，對外開放的速度可能不盡如外資企業和民營企業的期望，但是，方向是明確無誤的。國際貿易規則新變化將會促進原來規劃的改革開放進程加快，上海自貿區未來推進的重點將需要更加明確地放到進一步對外開放措施的試驗上。

　　為了應對外部環境變化和沖擊，兩年前習近平主席提出了“一帶一路”的重大戰略。很多人認為，“一帶一路”就是幫沿線國家建設基礎設施，其實它是應對國際貿易規則新變化等一個宏大而全面的戰略。從經濟角度看，其首要目標是與沿線國家加強全面的經貿關系，構建多層次的投資貿易伙伴和FTA，拓展經貿合作網絡，以應對可能出現的貿易投資轉移效應。隨著時間推移，中國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投資合作水平應會迅速提高，新的貿易創造效應和投資增長也將會成為中國經濟發展新動力。

　　中國還在亞太經貿合作上作了應對政策部署。首先，對國際貿易規則持開放態度。其次，積極參加區域內其他各類次區域的貿易投資安排。例如，參加RCEP、10+3,中日韓FTA等，與東盟以及很多亞太國家簽署了雙邊的FTA，并加緊談判新的雙邊FTA。最后，積極推動亞太自貿區（AFTAAP），試圖在更大的范圍內實現自由貿易和投資帶來的經濟促進效應。總的來說，中國對開放持有積極的態度，例如，亞太自貿區就可能成為中美在亞太區域經濟合作上實現雙贏和所有成員共贏的平臺。如果一方面可以減少貿易規則新變化所具有的排他性，在更大范圍內對所謂高標準的自由化準則進行實踐，以確保這些新的準則是廣大發展中國家所能夠接受并符合它們利益，同時把國內改革和開放的進程與更多國家的貿易投資合作相聯系，則基本上意味著中國較為成功地實現了創新性的應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