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推進江蘇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關系的幾點建議

　　厘清政府職能邊界，廓清政府干預范圍。正確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核心在于厘清政府發揮作用的邊界。在市場經濟中，政府作用的經濟邊界范圍應主要確定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市場機制作用不到或缺乏效率的地方，如公益性建設、沒有足夠經濟效益的公共產品建設、生態保護等；二是市場容易失靈的地方，如環境污染、市場壟斷、產能過剩等；三是自由競爭無法保護且有必要保護的產業或相關產業的地方，如對農業、幼稚型高新技術產業、體現文化精神的產業、中小企業或小微企業的政府保護和扶持等；四是代表國家意志和重大發展戰略目標的經濟活動，單純市場行為難以滿足上述目標的地方，如國防經濟建設、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區域發展平衡、消除貧困等；五是代表國家利益爭取更多國際市場空間、企業能力不足以到達的地方，如國際重大經濟合同簽訂、促進出口、推銷本國關鍵技術和產品，扶持本國企業開展國際業務等；六是涉及國家未來競爭能力、單憑市場機制難以形成規模的重大經濟活動的地方，如信息網絡與安全、事關經濟全局的關鍵產業、重大產業整合等。

　　減少行政審批事項，優化政府職能結構。雖然江蘇在“十二五”前兩年已取消和下放422項行政審批事項，2013年又取消和下放154項，但要正確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內在關系，突出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還要繼續減少投資審批、生產經營活動審批、資質資格許可，以及改革工商登記制度、改革社會組織管理制度等；要把集中清理精簡與長效規范監管結合起來，按照“誰審批、誰負責”的原則，建立違法設定或實施行政審批責任追究制度，定期評價，動態清理。同時，在投資項目審批領域，應簡化投資項目的報批、核準和備案等手續，重點做好環境安全評估和事后監管，實現職能轉變；在社會事業領域，針對所涉及的金融、通信、物流、養老、非義務教育等，應減少政府對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直接干預，放寬和降低社會和私人資本進入的限制和門檻，簡化審批程序，鼓勵合理有序的競爭。

　　尊重民間市場力量，增強市場發展活力。市場經濟的真諦之一在于民間不斷涌現對市場的參與權和獲利權，這是由市場經濟的屬性所決定的，也是文明國家法律所賦予的。對此，必須充分尊重民間力量的這種涌動，充分尊重市場主體地位。首先要系統制定負面清單，全面改革準入制度。在市場準入上，實行“非禁即準”的原則，即只要不屬于“禁入清單”（這個清單不應過長）的范圍和領域，民間均可進入經營。其次，要打破封鎖壟斷，營造公平環境。江蘇的市場經濟水平雖走在全國前列，但也存在條塊分隔導致市場碎片化以及行業保護、地區保護和行政壟斷等行為。因而，為加快江蘇市場經濟一體化和大市場的建設進程，要對各級政府部門涉及市場準入、經營行為規范的法規、規章和規定進行全面清理，廢除妨礙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規定和做法。第三，要鼓勵萬眾創新創業，迸發市場活力。市場活力不僅來自于大型企業公司，也來自于面廣量大的中小企業、小微企業和各類創業主體。政府應徹底樹立服務型政府的意識，梳理和改革各種規章制度，為具有知識產權者、一技之長者乃至普通百姓創新創業服務，形成一種萬眾樂于創新創業的社會環境，讓市場活力深入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

　　還原市場調節能力，形成資源配置主體。正確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必須還原市場自有的供需調節能力。一是，除特殊商品外，政府不再干預價格和市場需求。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政府經常出于宏觀調控的目的，直接干預市場的價格制定和供需關系，不僅降低了市場效率，而且為權力尋租留出了空間。二是，除特殊產業外，政府不再替代市場調節結構。當前，我省產業結構最大的癥結在于各地產業結構雷同和低水平傳統產業尾大不掉，其主要始作俑者往往也是政府。市場對產業結構有自我調節功能，對此政府應該主要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引導市場力量朝合理的方向調節產業結構，而不是政府直接出面去人為塑造新的產業結構。三是，除特殊要素外，政府不再自行動員生產要素。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動員生產要素的力量應該是市場本身，應通過市場機制把生產要素調動和利用起來。對此，除了特殊要素以及用于特殊領域外，政府不應直接動員生產要素，也不應通過代表自己意志的國有企業動員生產要素，應該確立由市場去調動生產要素的主體地位。即便是必須的體現政府意志的生產建設項目，也應該引入社會資本，通過市場的辦法集中生產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