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中國社會隨著勞動力市場日漸成熟,舊有的社會制度控制力減弱,社會流動性逐漸增強。不同職業群體之間的收入、消費、生活方式、階層認同和社會態度之間存在明顯差異,容易積累群體、階層之間的對立。

　　二是教育結構性問題突出,與就業需求存有矛盾。中國教育改革和就業市場化之后,高等教育人才培養與勞動力市場需要信息不對稱,教育供給與就業需求之間結構性矛盾突出。一方面是高等教育培養的人才方向偏離社會需求,專業設置明顯滯后于社會發展需要；另一方面是產業結構升級緩慢,就業機會仍然集中在低端勞動崗位,導致青年勞動力要素配置效率低下,勞動力市場競爭激烈。一些福利待遇較好的壟斷企業,人才高消費現象突出,不僅造成人才資源浪費,也挫傷了其他青年就業的積極性。而中小企業勞動力崗位供給由于福利、待遇和勞動條件的差距,難以提供給青年良好企業培訓、職業規劃和晉升機會,無法吸引青年就業。加之一些青年自我定位不清,高不成低不就,更加突出了就業供求之間的矛盾。

　　三是青年生存壓力相對加大,部分負面情緒在網絡與社會中蔓延。青年承受一定壓力,壓力來源首先是對住房和其他耐用消費品的購買存在障礙和困難。青年住房問題儼然成為一個社會話題,青年通過調侃、諷刺等各種方式討論住房問題也從側面顯示住房正在成為青年的主要壓力源。與80后青年不同,對于90后青年來說,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市場紅利已然消失,青年面對的是一個已經相對成熟并且還有上升空間的市場,高昂的房價和普通大學生低收入的現實形成鮮明對比。相應地在網絡上,一種調侃式自嘲的亞文化正在興起,這種情緒也有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的可能性。

　　四是制度壁壘仍然存在,新生代農民工難以融入。農民工群體在經歷二十多年的演化之后,出現多樣性、個性化變化,不再是同質化的群體,多數新生代農民工沒有真正務農經歷,在他們身上除了農村戶籍外,很難找到農民的痕跡,這意味著他們不可能像老一代農民工一樣,經歷多年務工經商生涯后,落葉歸根重回農村務農。相反,他們融入城市社會的愿望更為強烈,追求與“城里人”同等待遇的要求更為迫切。新生代農民工是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加快推動城鎮化和工業化進程的關鍵人群。但是,在以戶籍制度為代表的社會制度壁壘區隔下,現行社會政策雖然對農民工城市融入有所改進,卻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其融入問題,新生代農民工階層仍然處于整個社會結構的底層,游離于城市制度之外。

　　中高速增長可以使我國的青年失業率保持在較低水準,但我們同樣需要未雨綢繆,制定長期性的國家級青年戰略

　　當前我國整體還處于改革與變動的快速發展階段,青年在就業、發展等各方面都存在挑戰。政府應以青年就業為基礎帶動青年全面發展,降低不平等,促進青年政治參與和社會融入。優質的就業能夠弱化社會不平等,是促進青年政治參與和社會融入的基礎因素；長遠來看,更能為國家發展和社會進步打下人才儲備基礎。

　　首先,要完善和實施國家層面上的青年發展戰略。

　　在世界青年狀況堪憂的背景下,在青年戰略的指導下以短期和長期政策著手,既是對現有問題的回應,也是未雨綢繆的理性決策。在綜合性宏觀性戰略的指導下,通過具體微觀政策的實施,使處于不同狀態、不同位置的青年得到符合其需求的幫助,最終保障青年的就業和發展,保持社會中青年整體積極向上的精神狀態。一是采取協同性青年戰略,聯合相關職能部門和研究單位,制定在全面的數據收集和青年實證研究基礎上的青年戰略,在戰略的基礎上再制定立足于現實的、實驗性的創新政策,而后過渡到推廣層面。二是政府要對不同主體進行刺激和引導,加大公共財政投入,以激勵性政策團結并聯系所有利益相關者,整合地方政府、企業、教育系統、NGO組織等全面行動。三是政策要能夠明確指向青年就業問題的不同主體和不同階段,以構建有效的公共就業服務體系為基礎性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