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　呂薇洲

　　2008年爆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對資本主義造成了沉重打擊，時至今日，發達國家經濟衰退的風險依然存在。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金融危機背景下的世界社會主義，盡管尚未完全走出低潮，但畢竟得到了一定的恢復發展。此次危機以來資本主義的日漸衰落和社會主義的逐步復興雄辯地表明：一些西方學者所倡導的“終結”的不是社會主義，而是“社會主義終結論”，所預言的“崩潰”的不是中國，而是“中國崩潰論”。

　　“社會主義終結論”、“中國崩潰論”的實質

　　自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成立之時，終結社會主義的思想就已存在，但“社會主義終結論”作為一種論調的盛行，則出現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當時，西方反共反社會主義勢力抓住蘇東國家陷入改革困境之機，加緊推行文化和意識形態滲透戰略，以期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1988年，曾任美國總統的尼克松在《1999：不戰而勝》一書中提出：“最終對歷史起決定作用的是思想，而非武器”，并要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通過開展“意識形態競爭”、擴散“自由和民主價值觀”等方式，打開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變革之門”。該書出版不足一年，一些東歐國家就相繼發生政局變化，宣揚社會主義“失敗”，預言共產主義“終結”的論調隨之盛行起來。在1989年布熱津斯基拋出的“大失敗”理論中，他認為“共產主義作為一種運動支配了20世紀多數時間后已經走向衰落，進入最后危機”，預言“到下個世紀（指21世紀——引者注）共產主義將不可逆轉地在歷史上衰亡，它的實踐與信條不再與人類的狀況有什么關系”。就此，日裔美籍學者福山也提出了“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最后的制度和人類的意識形態終結”觀點。這些論點發表兩年后，蘇共下臺、蘇聯解體。西方一些理論家和政治家則乘機宣稱，蘇東劇變是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的勝利，并沉浸在“社會主義失敗”、“共產主義消亡”、“歷史終結”的歡呼聲中。福山更是在冷戰的硝煙尚未散盡之時，推出《歷史的終結及最后之人》一書，進一步鼓吹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制度、闡述其“歷史終結論”。他甚至將社會主義、極權主義、法西斯主義相提并論，宣稱“作為世界歷史要素之一的共產主義制度決定性地衰落了”、“共產主義的最后一幕已經演完了”。

　　冷戰結束后，西方在全球大力推行新自由主義價值觀念的同時，加緊了對社會主義中國的遏制與滲透，不少人由此認定中國必然要“被西方資本主義所征服”。從“中國經濟崩潰論”到“中國政治崩潰論”再到“中國社會崩潰論”，各種質疑和唱衰中國的聲音此起彼伏：“中國的經濟即將崩潰”，“中國將出現大規模的政治和經濟危機”等。在西方炒作的各種“中國崩潰論”中，美籍華裔律師章家敦和華盛頓大學教授沈大偉的觀點尤其典型。章家敦在2001年就斷言“中國現行的經濟制度最多只能維持5年”。之后他又發表《入世效應沖擊，中國勢必走向衰退》等文章佐證其論點。沈大偉則在2015年宣稱：“中共統治的最后階段已經開始，它在最后階段旅途走得比很多人想象的還要遠”，并預測中國將出現“長期、復雜、暴力”的階段。

　　“中國崩潰論”的倡導者之所以要唱衰中國，不僅是不愿看到中國發展壯大、走向強盛，也是為了進一步詆毀社會主義、美化資本主義，可以說，“中國崩潰論”實際上是“社會主義終結論”的一種表現形式和重要論調。

　　其實，“社會主義終結論”自提出之日，便遭到了各界的質疑。在各種批判的聲音中，既有西方解構主義代表德里達這樣的反自由主義民主的左翼人士，例如，德里達1993年便言辭犀利地批判過福山的觀點及其論證過程；亦有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這樣的政治立場與福山相似的右翼人士，例如，亨廷頓20世紀90年代著書立說斥責福山的樂觀主義和終結思想，指出蘇東劇變并不表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取得了全面勝利。

　　對于近年來不斷泛起的“中國崩潰論”，不僅中國學者進行了及時有力的批駁，國外各界也給予了嚴重質疑。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長史瓦茲、摩根斯坦利亞洲榮譽董事長華沃茲、投資大師羅杰斯就聯合批判過章家敦的“中國崩潰論”，表達了對中國經濟走向繁榮的信心。日本媒體也刊文指出，“中國崩潰論”其實“是徹底的謬論”。對于新近沈大偉的言論，澳門學者陳定定更是以《對不起，美國！中國不會崩潰》為題，在美國《國家利益》雜志上給予了回擊。

　　但是，對于“社會主義終結論”和“中國崩潰論”最有力的回擊，還是來自兩種社會制度發展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