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自調節能力、習主席訪美、保險資金運用領域市場化改革、制造業、馬克思主義思想、經濟法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方福前：自調節能力較弱是導致我國宏觀調控措施效果不理想的原因之一】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方福前指出，市場經濟本身就具有自調節能力，這是市場經濟體制與其他資源配置方式（或經濟體制）的主要區別。米爾頓·弗里德曼曾把市場機制的功能概括為傳遞信息、提供激勵和分配收入，這些功能使市場能夠進行自動調節，有效率地配置資源。其實，在弗里德曼的概括之外，市場機制還有另一種很重要的功能，這就是“自動清除、自我修復”的功能。在市場競爭過程中，通過優勝劣汰，市場機制可以自動清除過剩的、落后的產品、技術和企業，從而為新產品、新技術、新企業提供成長的空間，為經濟孕育新的增長點，這是市場機制自動調整和優化經濟結構的功能。當經濟偏離其均衡路徑（穩態）時，市場機制能夠自動調整、自發糾偏。
政府的宏觀調控和市場經濟的這種自調節能力相結合、相協同，才能實現宏觀經濟目標。如果把經濟衰退或通貨膨脹看作是經濟患病的話，那么宏觀調控就是給患病的經濟吃藥。經濟能否康復和康復得快慢，不但取決于用藥是否對癥，還要取決于經濟體自身的調節能力。藥再好、再怎么對癥，經濟體自身的調節能力如果太弱，藥也無法發揮應有的功效。由于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個正在建設、處在發展中的年輕的市場經濟，市場機制正處在發育和成長過程中，還不完善，因此，我國經濟的自調節能力還有待提升，這也是導致我國有些宏觀調控措施效果不夠理想的原因之一。
摘編自《光明日報》
【李永成：領導人是推進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第一動力】
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公共外交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李永成認為，領導人對國家間交往和國際政治發展具有第一位的影響力，他們對外交決策的影響是決定性的。在推進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建設這個重大問題上，兩國領導人無疑也是第一責任人，第一動力。習近平主席和奧巴馬總統都是具有杰出領導力的最高決策者，他們對中美關系的發展有第一手的溝通經驗，對如何揚長避短、管控風險有著清醒的判斷。習近平主席認為，“兩國在雙邊、地區、全球層面開展互利合作，不僅為兩國和兩國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也為地區乃至世界和平、發展、繁榮作出重要貢獻。放眼未來，中美雙方應該合作和能夠合作的領域將更加廣闊。”管理中美關系的根本要領在于，借用習主席的話說，“雙方從大處著眼，尊重和照顧彼此核心利益，避免戰略誤解誤判，堅持以建設性方式妥善處理”，從而實現管控分歧、維護共同利益的雙贏局面。
歸根結底，建設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是前無古人、后啟來者的工作，可以而且必須通過兩國領導人高質量的外交決策引領我們不斷接近目標。讓我們期待習主席的國事訪問揭開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建設的新篇章，造福兩國人民，推動世界和平發展偉業。
摘編自光明網
【陳文輝：以“放開前端、管住后端”的監管思路推進保險資金運用領域市場化改革】
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席陳文輝撰文指出，保險資金投資收益持續提升以及保險業整體向好，得益于我們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精神，努力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提出“放開前端、管住后端”的監管思路，全面推進保險資金運用領域市場化改革，顯著激發了市場活力，增強了創新動力，促進了監管方式轉變，提升了監管現代化水平。
“放開前端”，就是盡可能減少通過行政審批、核準等前置性管制手段來防范風險，讓市場主體享有更大的經營和投資自主權，增強發展的內生動力。“管住后端”，就是強化事中事后監管，加強對保險資金運用風險的持續性監測和監管，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區域性風險的底線。這一思路進一步厘清了監管和市場的關系，使金融監管工作從越位的地方退出來，把騰出來的精力放在進一步做好監管工作上，把缺位的地方補上去。通過“一退一補”，把事中事后監管做好，把該管的管住管好。
摘編自《人民日報》
【盧秉恒：以創新思路解決制造業共性技術缺乏問題】
中國工程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學教授盧秉恒指出，制造業是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是國家綜合實力的重要體現。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制造業發展迅速，目前已成為世界第一制造大國。
對于目前存在的共性技術缺乏問題，需要創新思路進行國家級創新中心建設。做好協同創新，在科技計劃協同方面，國家科技計劃應以標準、基礎研究為先，重視產業化共性技術，以創新思想、發明專利為評審依據。在產學研協同方面，企業應成為投資研發、應用成果、集成創新的主體。在金融與科技、產業協同方面，應改善制造業的資金環境。目前我國制造業利潤率低于同期銀行貸款利率，這樣的資金環境不利于制造業發展。如何引導資金更多流向實體經濟、先進制造業，加強金融對創新的支持，這是“中國制造2025”能否順利實施的關鍵。在人才協同方面，應建立科學的學科評估標準，引導創新與工程能力培養。實施“中國制造2025”，需要培養工業4.0時代的企業家，需要具有互聯網思維與精通制造工程科技的領軍人物以及一大批創客、極客等。
摘編自《人民日報》
【商志曉：馬克思主義思想旗幟的地位源于其科學品質與風格】
山東師范大學商志曉認為，馬克思主義成為我們高擎的思想旗幟，有其深厚基礎和堅固支撐。其一，馬克思主義是廣博豐厚而又大氣磅礴的真理體系。它奠基于前人已有思想成果，在揚棄中繼承與創新；回應社會現實需要，由問題引導并從解決問題出發。其二，馬克思主義是融世界觀和方法論于一體的思維創造。其三，馬克思主義是訴諸行動并志在改變和創造的實踐哲學。它根本性扭轉了德國古典哲學的純粹認識論旨趣，不再熱衷于超越于歷史、外在于人的生產和生活實踐的象牙塔之學，力圖以唯物主義方式回應歷史之謎，將“改造世界”的抱負與追求鮮明地寫在自己的理論旗幟上。其四，馬克思主義是堅守人民立場和社會發展規律的思想指南。它終結了神學和唯心主義在歷史領域的長期統治，指明“歷史活動是群眾的事業”，強調人民群眾一代接續一代地生產著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是推動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力量。
馬克思主義在性質、內容、方法、旨趣、立場等方面展現的科學品質和風格，以及蘊含其中的開放性、創新性和與時俱進等基本屬性，是迄今為止任何一種理論學說未曾企及的，其思想影響和實踐效能也是迄今為止任何一種理論學說未曾實現的。它站在人類思維的制高點上，不僅成為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爭取自由解放、邁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論旗幟，也必然成為全世界勞動人民和一切進步團體尊重歷史發展規律、推動社會文明進步的思想燈塔。
摘編自《光明日報》
【董學智：避免經濟法實施的“碎片化”】
北京大學法學院董學智撰文指出，在轉型時期，經濟法的使命是促使權力經濟向法治經濟轉變。經濟法治的意義一方面在于約束、控制政府權力和經濟行為；另一方面更在于保證政府調制的充分、謙抑、適度，即實現有效的、“好的調制”。
經濟法實施績效的優良與否取決于是否是“好的調制”。按照“好的調制”的標準和一般經驗來審視，我國政府調制中“調制不足”、“調制缺位”、“調制過度”、“調制低效”、“調制俘獲”在一定范圍內存在，對此應加強研究。除了上述共通性問題，我國經濟法的實施還有著獨特的中國經驗：政府在黨的領導下，往往以政策形式推行貫徹黨對經濟調制的意志，有學者評論，我國過往的經濟改革走的是一條“政策之治”的道路。經濟法中突出政策性的結果是經濟法律從創制到實施，有非常明顯的層級性（“條條”），即下一級政府對上一級政府相關政策貫徹落實中可能基于不同的立場和偏好而作出不同程度的新解讀；差異性（“塊塊”），即同一政府的不同機構對政策執行的理解和把握不同而可能造成松緊不一、協調配合不夠。這容易造成經濟法實施的“碎片化”和“梗阻與失真”。
摘編自中國社會科學網
（光明網記者田依漪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