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教授　錢穎一

　　在改革開放30多年后，中國不再是窮國，但也還不是富國，而是中等收入大國。當前，在中國經濟“新常態”下，中國的經濟學研究與教育如何與時俱進？這里包括三個問題：如何為經濟學的學術研究作貢獻？如何為中國經濟改革發展創新作政策貢獻？如何在普及經濟學教育的同時提高教育質量？這些都是值得系統探討的問題。我在這里只對經濟學的學術研究談兩點。

　　第一，研究大問題，特別是與中國經濟相關的大問題

　　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都有兩種研究路徑：問題導向和工具驅動。這兩種都需要，分別都能做出好的研究，結合在一起則能做出更好的研究。這些年來，我們在分析工具方面進步很大，但現狀似乎是過于偏向工具驅動，即依照工具找問題，通常找到的并非是大問題。鑒于這種現狀，我們就應該積極推動研究大問題，特別是與中國經濟相關的大問題。

　　中國經濟中的問題越來越成為世界經濟中的問題。這與10年前、20年前的情況不同了，現在沒有人可以無視中國經濟。不過，經濟與經濟學不是一回事，經濟搞得好與經濟學搞得好也不是一回事。日本經濟搞得好，德國經濟搞得好，并沒有產生太多著名經濟學家。而印度經濟沒有中國經濟搞得好，但出現了不少好的經濟學家。經濟大國不會自動成為經濟學大國。況且，并不一定是本國人做出有關該國經濟最好的學術成果。舉一個管理學中的例子，日本豐田汽車的“精益生產”（Lean Production）的管理方式理論，就不是由日本人，而是由美國人總結出來的。

　　中國經濟的發展路徑為研究大問題提供了很多素材，中國學者在這方面有一些天然優勢，比如對制度細節的了解，對數據的掌握等。但是我們也要看到，要把這些天然優勢轉換成學術優勢并不容易。相對于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在中國有特殊的困難。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在中國的發展歷史非常不同：自然科學從思想到方法早在一百年前就與世界接軌了，但是經濟學只是近30年來才開始學習世界主流。作為社會科學的一部分，經濟學研究的經濟問題是社會問題的一部分，所以經濟學與哲學、歷史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學科密切相關。而我們的教育和研究，在這些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還比較滯后，經濟學很難單科推進。所以，我們要花大力氣，要經過幾代人的努力。

　　第二，理解經濟學創新，特別是中國經濟相關問題學術創新的含義

　　我們在致力于研究中國經濟相關問題時，容易看到中國的現實與現有的理論之間的距離，但不容易看清其中的深層次原因，更不容易搞清楚其中的機制原理。因此，經濟學創新，無論是理論上、實證上，還是政策上，嚴謹、系統、深入的研究都是必需的。

　　經濟學的創新不是停留在表面現象上的描述，而是基于深入分析的創新，是能夠解釋中國并具有一般性意義的創新。中國特色是客觀存在的，但是如何解讀則大有學問。停留在表面的中國特色上而無深入分析是很難說服人的。進一步說，過度強調中國特點反而使得中國故事變成特例，缺乏一般性，缺乏解釋力，缺乏可復制性。設想一下，如果工業化和現代化只有基督教文化可以實現，那么還有一般性嗎？假如日本豐田的管理經驗完全基于武士道精神，那么還有什么一般意義呢？事實證明，沒有基督教文化，工業化和現代化照樣實現；沒有武士道精神，精益生產也能適用。這才是一般性理論的力量。起源可能是特殊的，但能否復制取決于一般性。

　　因此，基于中國問題的研究要想令人信服，要想擺脫“特例”困境，只有把它放到更寬廣的分析框架和更多國家的經驗中去。所以它應該是一個從一般理論到中國問題、再從中國問題到一般理論的過程。國外經濟學家并不是對中國問題不感興趣，而是因為他們評價中國問題的研究有些困難：一是因為他們不太清楚中國的制度環境和中國數據的可靠性；二是雖然絕大多數經濟學家并無偏見，但是他們堅守一些基本的經濟學理念，需要靠理論和事實去說服。所以，我們要做有說服力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