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上述分析，國家發展動力評估應該主要包含以下幾個重要維度。

　　第一，創新能力能否突破。我國依靠要素成本優勢所驅動、靠大量投入資源和消耗環境的經濟發展方式已經難以為繼。從發展上看，主導國家發展命運的決定性因素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只有不斷推進科技創新，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才能實現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正在大力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必須把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實施好。”②無論中國發展模式未來怎樣調整，創新驅動的軸心地位都不能動搖。在中國國家發展動力塑造的所有工作中，創新驅動無疑都要處在首要關鍵的位置，只有落實好科技創新、管理創新、服務創新，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等深層次問題，理應把創新能力能否突破作為評價國家發展動力重構成敗的首要標準。在國家創新能力評價體系中，諸如知識創造、企業創新、創新績效等三個一級核心指標都是可量化的，創新資源和創新環境可以從定性的角度得到科學說明。

　　第二，發展效益能否提升。一方面，我們要看到中國改革開放帶來的經濟發展成就和社會文明成果，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看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制承載的壓力和困境。中國發展遇到的最大困難是結構性問題，經濟結構、政治結構、民族宗教結構、區域結構、城鄉結構、社會階層結構、文化結構、人口結構等方面的紅利都在逐漸消耗，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理論自信的根基尚未牢固，法治、民生、效率、公平等方面更高層次的統籌難度正在逐漸加大，所有這些問題最終都指向發展效益的優化，提升發展效益就是營造發展環境和激發發展內生動力。粗放式發展讓位于集約型發展、數量型發展讓位于質量型發展、外延性發展讓位于內涵型發展、局部發展讓位于全面發展，必將成為中國發展重塑動力的不二選擇。在發展效益評估中，像國民經濟核算、能源、投資、貿易、人口和就業、社會和科技等數量指標統計都是可比較的，但像民主、法治、公平、效率等非數量指標只能定性分析。

　　第三，發展代價能否減少。中國以往賴以發展的要素紅利正在消失，老齡化制約了人口紅利，城鎮化結束了廉價土地，法治和人權事業的巨大進步終結了低法治、低人權的透支紅利，改革深水區的難度抑制了改革紅利釋放的速度。一旦舊的發展模式和時代終結，就意味著傳統的發展成本支付系統開始失靈。如何讓發展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真正做到統籌兼顧，關鍵是要降低發展代價，擴大發展收益和盈余，抵消發展紅利減損，重塑發展要素支撐系統，確保實現平穩發展、科學發展、良性循環發展，這是衡量國家發展新動力成果的重要方面，也是發展晉級對動力系統提出的內在要求。諸如單位GDP能耗、億元GDP工傷死亡、社會環境、傳染病發病率、社會階層流動性、人才流失率等指標，都可以考量中國發展動力的質量和成本代價。

　　第四，發展風險能否管控。近期A股市場的波動起伏提醒我們，隨著發展體量增大、領域增多，中國發展的波動性將會逐漸增強，開放市場與全球經濟波動的關聯性將會逐漸增大，中國發展的風險管控要求將會越來越高。在國家轉型升級的發展動力重塑過程中，有效提升各級政府的專業化水平，增強國家發展風險管控的能力，打造風險防范系統和應急機制，筑牢筑寬國家發展的“護城河”和“防火墻”，勢必成為現代國家發展動力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風險管控的能力和水平、風控體系的水準和專業下沉度，也必將成為檢閱一個國家發展能力的重要指標。社會安全系數、經濟安全系數、發展風險評估機制、發展風險預警機制、發展風險應急機制、社會風險化解率等指標都可以作為衡量發展風險管控能力的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