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中國傳統價值觀的淵源

　　中國傳統價值觀主要體現在對于義與利的關系問題上。可以說，義與利是中國哲學中的一個大問題。儒家崇尚義，強調做事只須問合適不合適，而不必去考慮個人的利害得失。孔子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儒家文化中“義利合一”的思想，就是主張個人在追求私利時，還要考慮一下他的行為是否有損社會公利和道德，即“見利思義”，“義然后取利”，“義，利之本也；利，義之和也”。

　　儒家強調的是“以義為上”。孔子就說：“君子義以為上”（《論語·陽貨》），以“義”作為行動的指南；“君子義以為質”（《論語·衛靈公》），孔子培養人才的目標是做君子，君子如果“放于利而行，多怨”（《論語·里仁》）即任憑個人利益指導行動，會招來很多怨恨，所以君子不能謀求個人私利。而由于“小人喻于利”，所以孔子要求君子把利益和恩惠給予老百姓。他提出君子美德之一“惠而不費”，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論語·堯曰》）。他指出“君子”行政的“大節”應該是“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左傳·成公二年》，孔夫子說：禮法用來推行道義，道義用來產生利益，利益用來安定人民）。孟子說：“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在關鍵的時刻，要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荀子雖然提出“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要求“義利兼顧”。但他又說：“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先義而后利者榮，先利而后義者辱。”由是觀之，他和孔孟一樣，也是主張先義后利，以義為上的。儒家到了漢代被董仲舒所繼承和發揚。董仲舒認為“利以養其身，義以養其心”。《漢書·董仲舒傳》記載董仲舒的話說：“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漢代鹽鐵之議，以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萬生等60余人為一方，以丞相車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等公卿為另一方，在義、利問題上展開了針鋒相對的爭論。前者主張“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務本抑末，毋與天下爭利”。后者“以為此乃所以安邊境、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廢也”。后來桓寬著《鹽鐵論》，以為二者“或上仁義，或務權利”，是一次關于義利問題的大辯論。到了宋代理學更是尤其強調義。程顥說：“大凡出義則人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朱熹說：“義利之說，乃儒者第一義。”基本上承襲了《漢書·董仲舒傳》的觀點。

　　與儒家不同，墨家強調的是“國家百姓之大利”即為義。墨子說：“圣人為政一國，一國可倍也；大之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國家，去其無用之費，足以倍之。”（《墨子》卷六）。后來歐洲的功利主義思想榆次頗為相似。邊沁就指出，人應該做出能“達到最大善”的行為。中國當代哲學家馮友蘭也說：“凡事物必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方有價值。國家百姓人民之利，即是人民之‘富’與‘庶’。凡能人民富庶之事物，皆為有用，否則皆為無益或有害；一切價值，皆依次估定。”[3]

　　不過，后來清初的顏元明提出了義利統一的辯證觀點。他說：“正論便謀利，明道便計功，是欲速，是助長；全不謀利計功，是空寂，是腐儒。”這一觀點無疑在今天具有重要的啟示。第一，利是義的存在基礎，義是利的價值導向。正義而謀利就是強調沒有空洞的義。第二，義利關系是動態發展的。謀利，促使人們既謀生存之利，更謀發展之利，既謀個人之利，更謀天下公利。正義，推動人們謀利有道，取舍有至，利已利人，共謀發展。無義之利，就會危害個人發展，社會進步。無利之義，必然是空洞的懸談，從正其義不謀其利到正其義當謀利的認識飛躍，證明了這一點。第三，正義而謀利是社會歷史發展的主旋律。一方面，人類一直以謀利為生存奠基，以治惡成為歷史動力。另一方面，人類一直以正義戰勝邪惡，使得謀利的效率的追求被正義的道德規則所規定，所推動。從傳統到現代，從農業文明到工業文明，從封閉社會到開放世界，謀利的個人財富積累與社會總財富增加總是處于正義追求的總目標之下的。現代化史就是正義而謀利的歷史。

　　當代中國外交中的義利觀，一方面秉承中國傳統哲學中的“義利合一”的價值理念，另一方面在新的形勢下當代中國的外交實踐也對中國傳統的義利觀進行了新的發展。特別是自2013年以來，習近平在多次國際活動中的講話都闡述了并踐行互利共贏的“義利觀”；而且，在不同的場合，習近平用不同的話語來表達中國所堅持的“義利觀”。例如，在非洲訪問，用“真、實、親、誠”來表達中非之間以義之上的傳統友誼[4]；在韓國的演講，則強調要以義為先、先義后利的重思想觀念來妥善處理國際關系，“不能只追求你少我多、損人利己，更不能搞你輸我贏、一家通吃。只有義利兼顧才能義利兼得，只有義利平衡才能義利共贏”[5]；訪問蒙古國時習近平指出：“中國開展對發展中國家的合作，將堅持正確義利觀，不搞我贏你輸、我多你少，在一些具體項目上將照顧對方利益”[6]；在塔吉克斯坦，習近平撰文指出：“絕不犧牲對方利益謀求一己私利，而是堅持走共同發展、共同繁榮的道路。”[7]總之，習近平倡導的正確的義利觀是中國外交的新指針，也是中國發揮負責任大國責任的基本外交倫理。

　　其一，堅持“義以生利”的原則。目光短淺往往會因小利而失去大利。但是，要獲得大利就必須講義，堅持義。何為義呢？“義者，宜也。”（《禮記·中庸》）。韓愈在《原道》中說：“行而宜之謂義。”即思想和行為要符合一定的道德標準。當今，什么是我們要堅持的國際道德標準呢？這就是習近平所指出的：反映我們共產黨人、社會主義國家的理念的義。“這個世界上一部分人過得很好，一部分人過得很不好，不是個好現象。真正的快樂幸福是大家共同快樂、共同幸福。我們希望全世界共同發展，特別是希望廣大發展中國家加快發展。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贏原則，不搞我贏你輸，要實現雙贏。我們有義務對貧窮的國家給予力所能及的幫助，有時甚至要重義輕利、舍利取義，絕不能惟利是圖、斤斤計較。”簡而言之就是堅持和平發展的世界大義，堅持合作共贏的世界大利。

　　其二，堅持“和為貴”的理念。“和”即“協調”，就是處理各個利益主體之間的矛盾，以實現組織目標；“和”又意味著“團結合作”，將個體優勢合并成團體優勢，提高效率與創造更大價值。孟子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說“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則百事不廢”。同時，“和”還包括“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而不同”意味著與網絡中的相關成員進行合作、建立和發展戰略伙伴關系。因此，中國外交一直強調優勢互補、服務世界。

　　其三，外交必須堅持“以人為本”。“以人為本”就是強調必須尊重人的價值。荀子說：“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生有氣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荀子·王制》）。《大學》里所說的“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即是認為人力資本要遠勝于物質資本。

　　總之，“一帶一路”構想在外交上，一是要正確協調相關國家間的關系，堅持“義以生利”。“夫義者，利之足也。”也就是要以利國利民為大義，為人類和社會的發展做貢獻，這既是中國的責任，也是中國的義務。二是要協調好自身的行為，堅持“因利思義”。求利是人們的共同心理，是不分君子和小人的。但是，“利”的獲得必須符合道義。三是要有正確的道德標準，堅持“以義為上”，堅持現實利益與未來的長遠利益有機統一；不能謀小利而失大利，不能為了眼前的現實利益，而失去長遠利益。謀大利者，必先舍小利。

　　[1]俞曉秋等：《非傳統安全論析》，載《現代國際關系》2003年第5期，第48頁。

　　[2]前者如美國在“9·11”事件后就主動要求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在反恐方面加強合作；后者如巴基斯坦、印度等國因感到自己國家的確面臨著國際恐怖主義的巨大威脅而提出加入上海合作組織。

　　[3]馮友蘭著：《中國哲學史》（上），重慶出版社2009年版，第78頁。

　　[4]習近平：《永遠做可靠朋友和真誠伙伴——在坦桑尼亞尼雷爾國際會議中心的演講》，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3/25/c_124501703.htm。

　　[5]習近平：《共創中韓合作美好未來，同襄亞洲振興繁榮偉業》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705/c1024-25241720.html。

　　[6]習近平：《守望相助，共創中蒙關系發展新時代——在蒙古國國家大呼拉爾的演講》，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8/22/c_1112195359.htm。

　　[7]習近平：《讓中塔友好像雄鷹展翅》，《人民日報》，2014年09月11日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