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毛志輝

　　阿瑟·劉易斯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中唯一的非洲裔黑人學者，致力于欠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理論的研究，在他畢生的學術生涯中，《經濟增長理論》無疑是最具代表性的巔峰作品。

　　自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發表不朽著作《國富論》以降，經濟增長理論的研究一直受到關注。不過，經濟思想史上致力于完整闡述經濟增長理論的經濟學家并不多見，正如劉易斯在《經濟增長理論》一書序言中所說，上一本涵蓋如此廣泛議題的重要著作，還是1848年出版的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的《政治經濟學原理》。“此后，經濟學家變得更加明智，不再試圖在一單冊中論述如此浩瀚的內容；由于超出了能力范圍，一些人甚至將這部分內容全部放棄。”出于難以抗拒的好奇心以及為發展中國家政策制定者提供參考借鑒的需要，劉易斯“迎難而上”，最終推出了這樣一部綜合性的巨著。

　　《經濟增長理論》以七章近四十萬字的篇幅，深入探討了影響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各種因素以及這些因素間的相互關系。全書涉及的領域相當廣泛，討論的問題廣涉經濟史、國際貿易、社會學、農業、產權制度、科技史、宗教學等眾多專業領域。劉易斯嫻熟地運用經濟、歷史、科技、社會、生物、宗教等各方面知識，體系建構上大開大合，案例引用上見微知著，理論闡述上舉重若輕，向讀者展現出一幅百科全書式的學術卷宗。

　　書中，劉易斯主要從個人、制度和歷史的視角研究經濟增長。甫一開篇即突出強調了個人行為選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獨到地指出勤勉的工作未必導致經濟的增長，“如果勤奮跟經濟增長有任何關聯的話，應該在于進行生產投資的更大的能力或意愿”；他著重闡述了冒險精神，指出冒險精神有利于經濟增長，對發展中國家尤顯重要。劉易斯從人的行為選擇出發，研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無疑拓展了經濟增長理論的視野。

　　他認為，影響經濟增長的直接原因歸結三個方面：致富的努力、知識的增長和資本的積累。而能否激發民眾的努力，則端賴制度。制度促進抑或抑制經濟增長，取決于能否保護民眾努力的成果，能否提供專業化分工的機會，能否允許民眾擁有充分的行動自由。

　　劉易斯還認為，研究歷史事實能夠帶來有關經濟過程的更深刻洞見，因此，他樂于訴諸歷史以完成自己的理論構建。在經濟思想史上，介于穆勒和劉易斯之間的這一百年“斷層”，對國家經濟增長論題的關注程度，歷史學界無疑超過了經濟學界。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最先開始對工業革命歷史的研究，并指出工業革命以來國民財富增長的根本原因就是經濟自由；其侄阿諾德·約瑟夫·湯因比則在12巨冊的《歷史研究》中，以大量篇幅對經濟增長問題予以了關注。劉易斯在書中廣泛征引了史學家的相關論述，為給研究增加實例材料，他還征引了大量古埃及、希臘、羅馬和伊斯蘭國家以及中國、日本和中世紀末期的案例，為這部經濟學著作增添了濃濃的歷史厚重感。

　　作為一部研究經濟增長的著作，劉易斯與其他經濟學家存在一個顯著不同，就是大量應用演繹推理而非數理分析。在劉易斯發表《經濟增長理論》前后，數理模型分析方法已經被廣泛應用于西方主流經濟學界，但是，在劉易斯的書中卻幾乎看不到數理分析的痕跡。在劉易斯的理論框架中，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上受到歷史傳統與制度選擇的影響，而這顯然不是具體公式和模型所能概括的。他對經濟增長中制度和歷史因素的分析，讓我們看到，在資本、勞動、儲蓄、投資等要素背后，還有一些屬于社會傳統的因素，如價值觀、職業觀、消費方式、長子繼承制等，都深深地影響和左右著經濟增長。

　　或許因為劉易斯在書中沒有提出關于經濟增長的新概念和新模型，在這個由數理建模主導的經濟學界，難免遭受被忽視甚至遺忘的命運。但是，作為以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為目標的著作，其學術價值在60年后的今天依然巨大。劉易斯的許多觀點和思想依然能夠觀照發展中國家的當下，并適合作為發展本國、本地區經濟的依據和參考。

　　比如，冒險精神有利于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而中國傳統文化中許多因素鼓勵求穩、崇尚知足，這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今天改革成本的增大，在鼓勵“全民創業、萬眾創新”的時代背景下，一些傳統行業的逐步沒落與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一批新興行業的強勢崛起，或許正是冒險精神與中國當代經濟增長關系的精致注腳。又如，劉易斯指出經濟增長并不取決于資源多寡，而是取決于制度安排，回顧中國經濟建設偉大成就，正是通過制度的改變調動起人民從事經濟活動的愿望。再如，當前隨著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面臨著如何有效推動市場化改革、優化資源配置方式、大幅提高配置資源效率和水平等攻堅課題，迫切需要進一步調整制度設計、建立明晰的產權關系、保護民眾的合法權益。

　　劉易斯對于貧窮落后所遭致的苦難有著切身的體驗，這使他對經濟增長的探索更為堅定，所作的分析更為全面，并且更能從發展中國家的實際出發，找出經濟落后的深刻原因。近年來，雖然有關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理論層出不窮，也有不少學說或模型被經濟學界津津樂道，但真正起作用的并不多見。對于人口眾多、人均資源稀少、制度設計尚待完善的中國而言，要合理解決“三農”問題，要走可持續發展道路，要變“中國制造”為“中國創造”，要妥善處理深化改革中出現的種種問題，要讓深陷低迷的經濟重新起飛，無疑可以——并且也有必要，從劉易斯關于經濟增長理論的系統論述中，汲取到更多的智慧精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