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大學社會學院教授 顧駿

　　政府再著急,也不能忘記,政府的歸政府,社會的歸社會。要想社會幫忙,就必須采取社會習慣的方式。

　　最近天津“強捐”事件引起輿論一片嘩然。當地教育局發通知要求轄內各教育機構的干部和教職員工積極捐款,考慮到“現正值放假期間,學校可先支付支票,不能單位公款代交,可在教職工工資扣除相應金額”,并要求在8月18日中午12時前,將募捐資金統一交到當地紅十字會。如此“強捐”,爭議頗多。政府回應表示,“此次定向募捐活動,是應黨員干部要求,通過廣泛發動,在全區范圍開展的……公開透明,接受監督”,云云。

　　當地政府似乎認為,只要是“應黨員干部要求”和“公開透明”,無論怎么組織募捐,都是理所當然的,其實完全搞亂了政府職權與公益慈善的邊界。募捐是市民自愿行為,根本不應該由政府來主持,更不應該先斬后奏,捐款沒開始,支票已經到政府手中了。

　　中央曾多次要求各級政府“簡政放權”,指出,“凡是市場或社會能辦的,就交給市場或社會,凡是可以不審批的,就不用審批”。這表明今天的中國,在政府之外已經客觀上形成了另外兩個領域,一個是市場,一個是社會,市場、政府和社會“三駕馬車”共同處理生活事務的局面已經形成。雖然相對來說,政府最強,市場其次,社會還弱了些,但從公民生活的實際展開來看,社會的力量正在不斷增長,尤其在社會動員方面,傳統的政府主導的行政動員越來越受到市民自發的社會動員的“擠壓”。

　　比如,在社區里,同樣是群眾性文體活動,如果是自主開展的,那居民愿意自己買單,支付各項成本,因為這是大家樂意參與的活動。但要是街道或居委會組織的,則必須贈送小禮品,盡管活動仍然為大家喜愛,但“政府組織的活動,政府必須意思意思”。理論上,居委會屬于居民的自治組織,但政府色彩還是比較鮮明,其做法具有行政動員的一般特點,而且隨著社區建設的不斷推進,居委會“行政化”程度不斷加深,自治身份已經完全轉變為職業身份,居民對居委會組織活動的認知也隨之發生變化。

　　在公益慈善場合,這一點表現得更加突出。中國社會不差錢,但政府直接出面勸募越來越行不通,上述教育局要求捐款的通知直接被曬到網上,遭到公眾批評,就是典型的例子。即便官辦的慈善機構面向公眾募捐時,也日益困難。某特大型城市甚至發生過三家官辦基金會上街“一日捐”,最后募集資金不夠支付當天志愿者的交通和誤餐費的情形。相反,民辦公益機構開展的募捐活動,一天募集數百萬元,網上自發為困難人員募捐,動輒也能募集數十萬元。兩相比較,行政動員和社會動員在公益慈善領域的活動效果確實大相徑庭,這說明行政動員用于社會領域,“水土不服”已經不可避免。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傳統上政府習慣的表述,就像上述當地回應所說的,“應黨員干部要求”,現在已經越來越不被人們所接受。有“要求”的黨員干部盡管自己捐款,這沒問題,還可作為榜樣,但不能“要求”政府對未作要求的普通教職員工強行募捐,因為每個人的錢包由自己做主,無論同事、上級還是政府,都不能“越俎代庖”。只要身份不對,權利歸屬不對,再漂亮的理由都不能成立,更無法奏效。

　　今天,市場、政府和社會這三個領域的分離已經成為現實,一些政府官員不是毫無察覺,只是一則習慣了簡單化處理,寄希望于行政動員還能起作用；二則總以為機關事業單位的職工,吃得還是“政府飯”,不看僧面看佛面,強制一下,諒你也不敢同政府過不去,所以,領導決策和部門執行都不假思索。受到質疑,還胡攪蠻纏強作辯解,這只能說明當地官員對今天中國社會發展的現狀和中央推進依法治國的決心,太缺乏認識了。

　　無論從激發社會活力,還是國家長治久安來考慮,對行政動員和社會動員這兩種動員方式的區別和聯系,都需要科學地認識,更需要立足長遠進行疏通。凡是政府可以不出席的場合,就不要出席,把空間完整地交還給民眾。不過,基于中國的社會領域尚不夠成熟,有些需要社會動員的場合,因為公民缺席而導致功能缺失的情形時有發生,這時候政府難免會過于迫切而走上社會動員第一線。其實,政府再著急,也不能忘記,政府的歸政府,社會的歸社會,要想社會幫忙,也必須采取社會習慣的方式。比如,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國家與民間在慈善募捐上達到高度一致,行政動員和社會動員完全融為一體,正是在這一年,中國募捐金額達到史無前例的全年超過1000億元的水平,至今沒有被超越。各級政府完全可以從中總結出一些最能為市民所接受的動員辦法和理由,這樣政府既不違規又省力,市民既心悅誠服又富有成就感,不但讓募捐達到了目的,還為日后市民積極的公共參與奠定了更好的基礎,豈不美哉!強制不是政社互動的最佳方式,甚至不是應有的方式,尊重和信任才是兩個領域良性互動的基礎,才是雙方共贏的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