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南海爭端司法化、國際話語體系、和諧勞動關系、中國比較政治研究、“留守村”的扶貧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曹群：中國在南海爭端司法化中的應對之策】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海洋安全與合作研究中心曹群認為，近期來看，尤其是在習近平主席2015年9月訪美前后，美國進一步高調炒作南海問題的可能性較低。但在2015年底或2016年中菲仲裁案的關鍵審理階段，美國極有可能選擇時機實施其“捍衛規則”的行動，以推動南海爭端司法化，歪曲指責中國南海主張，并炒作歪曲中國“不遵守國際法”的形象。鑒于此，應早作謀劃，預有后手。
首先，對于美方屢次提及的“九段線”法律含義問題，任其如何炒作皆應繼續保持戰略定力。考慮到“九段線”涉及的國際法問題較為復雜，如今中菲仲裁案尚在進行之中，待結案后知曉仲裁庭的法律觀點之時再公布“九段線”定義對中國來說更有利；其次，有關海洋的“規則”話語權，如專屬經濟區內外國軍事活動自由的問題，中國可呼吁國際社會對《公約》相關條款展開廣泛討論，以期促進各締約國對相關條款的解讀早日達成一致意見。同時，應在國際媒體積極揭露美國所謂“航行自由”問題的本質，厘清“航行自由”與“專屬經濟區內軍事活動自由”的概念區分，使國際社會認清美國真正的訴求并非“航行自由”，而是在他國近海的“軍事活動自由”；最后，在輿論戰中也可主動出擊，制造有利于己的話題。如菲律賓所謂“卡拉延群島”主張，不少有官方背景的美國智庫學者亦不贊成其合法性，甚至建議美國政府應在此問題上向菲律賓表示不支持的態度。中國可從此類問題下手，使某些南海聲索國“曲解國際法”的真實面目曝光于天下，也有利于國際社會對中國南海主張的合法性加深理解。
摘編自《當代世界》
【王義桅：打造國際話語體系的最佳路徑是復興、包容、創新三位一體】中國人民大學歐盟研究中心主任王義桅撰文指出，在構建國際話語體系時，我們面臨一個悖論：用人家話語表達，失去自我；用中國特色話語體系表達，人家聽不懂，也無法接受。這是中國威脅論盛行的重要認識論原因。證明我們是與西方主導的國際話語體系抗爭。如何面對，關系中國精神立國的根本問題。路徑一是接軌國際話語體系，這已經被證偽，因為中國夢超越了現代化夢，西方并非中國夢的彼岸。路徑二是創造中國的國際話語體系，這又面臨著中國特色——漢字、中國模式——的障礙。路徑三是包容創新國際話語體系。這是迄今為止最恰當的選擇。
由此決定了打造國際話語體系，不是“復古”，更非“接軌”；而是復興、包容、創新的三位一體。即，合理地復興我們的原生文明——催生中華文明中海洋/工業/全球文明的種子而走向海洋/工業/全球；合法地包容西方文明——通過相互包容，既包容西方價值，同時又為西方價值所包容——而塑造人類共同價值體系；合目的地創新人類文明——通過引領“海洋時代2.0”、第三次工業革命、全球化2.0而實現人類永續發展，從根本上確立中國作為世界領導型國家的道統。
摘編自《對外傳播》
【張玉華：推進新常態下和諧勞動關系建設】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張玉華指出，在經濟新常態下構建和諧勞動關系，必須適應新情況、把握新規律，積極面對勞動關系出現的新變化，客觀分析勞動關系呈現的新特點，準確把握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著力點。
堅持深化改革，以改革促發展，以發展促穩定，在穩定中求和諧；堅持以人為本，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政府主導、市場推動、法治規范。勞動關系是一種比較特殊的民事關系，應注重運用法律規范進行調整；強化源頭治理，營造良好社會氛圍。
摘編自《人民日報》
【高奇琦：中國比較政治研究的國際化程度仍然有待提高】華東政法大學教授、政治學研究所所長高奇琦指出，在未來幾年內國家治理會受到政治學界的持續關注，因為目前對這一概念的討論才剛剛開始，關于這一概念的內涵和外延等共識并未達成。同時，盡管一直有學者呼吁比較政治學的大發展，然而，中國的比較政治學目前仍然基本停留在對西方成果的引進和介紹階段。比較方法是比較政治學最核心的內容，而國內的許多比較政治研究在比較方法的運用和科學設計的形成方面都還非常欠缺。真正經典的作品需要結合目前國際上比較方法的前沿進展，并對國際和國內的現實問題作出有效的回應。另一方面，中國比較政治研究的國際化程度仍然有待提高。
目前這兩個領域的研究正在形成呼應和合流的趨勢，其內容也在相互提供支持和給養。國家治理可以為中國比較政治學的發展提供關鍵性的議題領域。中國的比較政治學可以在中國國家治理的經驗以及世界各國國家治理的比較基礎上形成自己的經典作品；同時，比較政治學可以為國家治理研究提供新的方法論支持。國家治理研究要突破規范性的基礎研究，就需要與各國實踐結合形成實證的比較成果。類型學、質性比較分析和比較歷史分析等比較方法則可以有效地推動國家治理研究的實證化和科學化。
摘編自《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
【王曉毅：傳統的扶貧項目忽視了“留守村”的特殊需求】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農村環境與社會研究中心研究員王曉毅認為，傳統的扶貧措施主要集中在解決貧困人口的收入問題上。開發式扶貧主要通過改善農村基礎設施，提高貧困人口的人力資本，推動貧困人口進入市場來增加收入。但是“留守村”缺少適用這些措施的扶貧對象，因為主要的勞動力已經外流，而留在村中的人口已經很難從事創收活動。開發式扶貧盡管在某種程度上可以促進“留守村”的經濟發展，但是卻很難使村莊中最貧困人口受益。
盡管“留守村”在貧困村中占的比重較大，但是傳統的扶貧項目很少考慮到“留守村”的特殊需求。比如扶貧項目很少有針對老年貧困的項目，無法接受應有的醫療，缺少必要的看護和照顧，以及老年人精神生活無法得到滿足等問題，對于“留守村”的貧困老人來說尤其嚴重。另一方面，對于兒童來說，政府出臺的多項補助措施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一般貧困家庭兒童就學所面臨的經濟壓力，但是在“留守村”，貧困家庭的兒童所面臨的問題更復雜，包括兒童的安全、兒童的教育和兒童的陪護等等，因為父母不在家，這些問題表現得更為突出。老人和兒童這兩個特殊群體是“留守村”中最貧困的群體，但是在一般的扶貧規劃中卻很少有針對性的措施。
摘編自《國家治理》
（光明網記者 康慧珍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