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劉旭濤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公務員群體面臨的政治生態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根據組織行為學的激勵理論，穩定的工作環境對于一個人的激勵強度會產生積極的影響。穩定的工作環境也能夠為從業人員帶來可預見的報酬。這種報酬既包括外在報酬，如工資、職務、安全感等，也包括內在報酬，如個人能力的提升、個人成就感、良好的社會信譽、對社會作出的貢獻等。

　　這一原理對于政府官員這一職業群體也同樣適用。只是由于公共組織的特殊性，除所在單位的微觀工作環境外，宏觀的外部政治生態也對公務員行為產生重要的影響。一個健康穩定的政治生態必然會對公職人員的行為產生積極的影響，起到較好的激勵和約束作用。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公務員群體面臨的政治生態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方面，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項任務需要盡快落實，任務重、要求急，對各級黨政領導干部的執行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在中央八項規定持續推進、反腐力度不斷加大、從嚴治黨、依法行政日趨嚴格等高壓態勢下，傳統的工作方式不僅受到相當大的約束，甚至會觸碰“雷區”，而且以往可預見到的各種或明或暗的好處幾乎煙消云散。因此，在當前政治生態環境的轉型時期，上述兩方面因素的疊加，無疑會導致許多官員“不作為”、“濫作為”、“慢作為”的出現。

　　“決策-執行”上下聯動：上治決策，下治執行

　　自去年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場合指出“政治生態”的重要性，并特別強調在當前形勢下“重構政治生態的工作艱巨繁重”。因此，重構政治生態要從系統思維的角度，全方位思考和分析各種影響政治生態的因素，并持續改進和完善。

　　決策和執行是公務員日常工作的兩大重要領域。決策和執行方面的制度設計好壞如何，兩者之間是否有效銜接，對公務員的行為起著重要的制約作用。因此，決策和執行必須要做到“上下聯動”，做到“上治政策，下治執行”。

　　“上治政策”就是指上級領導要著力完善決策制定機制。通過決策前的科學論證、民主協商、多方聽證等方式，實現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通過建立決策的統一協調機制，使決策執行過程中的相關責任主體能夠落實到位；通過任務目標、行動方案、人員和資金保障的具體細化，使決策方案更加細化。在上級的決策機制更加科學和完備的前提下，負責執行的下級官員才能有所作為。

　　“下治執行”就是指下級官員能夠嚴格依法依規按照決策方案有效執行。通過執行程序的科學設計，保證各項決策任務的有效落實；通過執行過程的公開透明，保證嚴格按照程序辦事和有利于上級和社會各界的監督；通過科學的績效評估，保證取得預期的執行效果；通過有效的反饋機制對不適宜的決策作出必要的調整和修正。

　　“激勵-約束”內外兼顧：內塑動力，外施壓力

　　激勵和約束是決定公務員行為的兩個重要方面。激勵解決的是“想干”、“愿意干”的問題；而約束解決的是“必須干”、“怎么干”的問題。僅有激勵而沒有約束，則可能會導致官員的“亂作為”；僅有約束而沒有激勵，則可能導致官員的“懶作為”、“慢作為”甚至“不作為”。因此，激勵和約束必須要做到“內外兼顧”，做到內塑動力，外施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