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報》：網絡化、媒體化都涉及對外宣傳，為什么對宣傳尤其重視？

　　李揚：建設新型智庫，一定要面向大眾，面向世界，說好自己的故事，否則就是失職。拿我做金融研究的體會來說，我們經常接待國外的一些研究機構和金融監管當局的官員，會談后，對方通常都會表達這樣的看法：收獲極大，但似乎在公開渠道得不到這些研究成果。這就是我們的問題，應該說的話，應該闡述的事實，我們沒有說到。所以，建設新型智庫的重要一條，就是學會向外宣傳自己的成果；不僅應有中文版本，還要有英文及其他外文的版本。這就需要有專業化的龐大的隊伍。現在中國越來越重要，其他國家需要也愿意傾聽我們的意見，我們自己必須充分表達自己的看法，否則就是失職。

　　談到網絡，其重要性更不容置疑。我們必須記住這樣的事實，在網絡化的世界中，我們獲取信息和傳達信息，主要通過網絡。因此，我們必須擁有現代化的網站，而且，我們的所有活動、所有的言論、所有的觀點，都須在自己的網站上及時、完整、多語言地表達。照此標準，我們的網站確實是太粗糙了。我以為，新智庫建設需要以網絡為“家”，不然會造成我們的思想和成果沒有平臺安放，外界也無法及時、準確了解我們。

　　《中國社會科學報》：有人質疑官方智庫能否做獨立的研究，您怎么看？

　　李揚：中國有句老話，“文死諫、武死戰”。文官提出一個看法，認為對國家有利，會誓死捍衛。敢于諫言，一直是我們國家士人的風骨和優良傳統，而且這個傳統在我們的國家是始終存在的。

　　我們經濟學界在國內最重要的一個獎項是“孫冶方經濟科學獎”。孫冶方先生是我院經濟研究所原所長，他就是一個在體制內但敢于諫言、敢于建言的優秀代表，為堅持真理，不惜遭牢獄之災。孫冶方先生所代表的社科人，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優秀代表，他的精神，值得我們繼承和發揚。孫冶方及一大批像他那樣的社科人“威武不能屈”的高風亮節，從一個側面回答了這個問題。這個例證說明，官方智庫是可以從事獨立研究的，而且，由于我們所處的特殊地位，我們的研究成果對社會經濟的發展可能產生相當重大的作用。

　　《中國社會科學報》：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在內的一大批國內研究機構，都面臨學術與智庫的權衡兼顧問題。學術研究和智庫的功能有哪些不同？

　　李揚：本質上，學術研究與智庫之間存在著重大的功能區別，其要點有五：其一，學術的目的是鍛煉學理、觀點和理念；而智庫的要義是運用現存的學理、觀點和理念闡釋現實問題，提出政策建議，解決實際問題。其二，學術是“荒江野老屋中三兩素心之人商量培養之事”（錢鍾書先生語），相當程度上被學者個人的志趣左右；而智庫則有明確的目的和效率指向，它要求匯聚各方專家，動員各種資源，平衡多方觀點而形成共識，它體現的是機構組織的共同看法。其三，學術追求的境界是“十年磨一劍”，講求厚積薄發；而智庫則要求及時、迅速做出反應，最忌延誤時機。其四，學術成果優劣的判別依據在于知識的積累與傳承；而智庫成果的判定標準則在于是否能在國家政策中得到體現，是否被相關領導和部門關注，是否在社會公眾中產生影響。其五，學術發展的過程高度依賴于“養士”機制；而智庫的運行則重在“用士”，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