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揚表示，美國人看得很清楚，大家都在長周期下，差不多，這時候就看是不是有幸地遇到一個堅強、智慧的領導層帶領民眾走過去這段時光。美聯儲主席說得非常客觀，改革競爭中，中國三中全會、四中全會的決定將領導我們實現新常態愿景的戰略。

　　李揚還表示，新常態的特征已經展開，從此看中國經濟形勢，不能只看增長、物價、財政收支，還要看三個層面：一是看當代東西，二是看質量效益的提高，三是看改革是不是取得了穩步進展。但是所有的事情要想有條不紊地完成必須有個穩定的宏觀環境。具體到當前來說，就是失速不能太快，太快什么事都做不了。因此面對一些情況，急需有戰略應對，三個方面比較重要。一是宏觀調控政策要靈活安排；二是保持定力，只要不沖破底線就要堅定不移推進各領域的改革；三是做好托底，因為結構調整是很殘酷的，一定會有很多不良資產，還有很多失業，不能讓結構調整變成社會動蕩。

　　問與答

　　問：我不理解的是關于環境治理，國家可以通過一些財政補貼形式。但是您說，環境治理等也可以進入國內生產總值（GDP）核算，怎么樣形成的，這是不是一種市場化行為？

　　李揚：現在變統計框架，所以是不同的東西。但是框架不能隨便變，GDP必須進入交易才能夠進入GDP。所以就是說，像研發，必須有可交易的對象，可以識別產品并且這個產品可以交易才能進入GDP。2013年，英國、澳大利亞把販毒、妓女、慰安服務都計為GDP。而且這也是一種市場化行為。GDP統計范圍的擴大就是市場化不斷加深的過程。我們雖然極力主張把“研究與開發”（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統計為GDP，把環境治理統計為GDP，但是我們也要看到，有沒有可識別的產品和服務進行交易。現在這個問題并沒有全部解決，所以對我們的智慧提出很多的挑戰。

　　問：您剛才講到我們處于長周期的下行階段，主要是科技原因。但是我們看到，美國新一輪工業革命已經開始了，我們可能還處于上一輪的工業革命，這種情況下是不是意味著新常態下行的時間會超過美國10年以上呢？

　　李揚：你的判斷有些問題。美國在這個階段上行或者下行，我們是在上個階段的上行、下行，看著我們好像落后了，其實這正是我們優勢所在。我們在做跟他們一樣的事情，也有它已經做過我們還沒有做的事情。我們之所以能夠穩定地比它增長高出一些，是因為有它已經做了我們還沒有做的事情。我們同樣在一個平臺上做一個事情追不上它，但是它已有成熟經驗，我再拿過來做，就會更快。我自己覺得，我們所以穩定比發達國家高出3%、4%的增長，就是在于我們是很低的成本獲得成果。有補課性質的，而且在一定意義上是學習，通過學習創造出GDP，創造出增長。這正是我們的優勢所在。我們差距確實有很多方面，但是過去周期的差距現在是我們的優勢，學來就行，拿來就是我們的成長。習近平和李克強他們的哲學思維非常好，差距就是增長的機會。那我們跟美國相比的時候也應當用這樣一種智慧來看待。（記者 方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