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態應是有質量的中高速增長

　　其次，從長周期角度看從舊常態到新常態的嬗變。李揚說，經濟運行是有周期的，最短的周期是1年，還有3年周期、5年周期、10年周期、25年到30年周期，最長是50年到60年周期。每一種周期都對應著它的物質變化，因為物質是基礎。

　　根據經濟學家熊彼特的研究，科技革命引發創新，創新則帶動經濟發展，創新是新生產函數的建立，是對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創新帶來著名的概念就是創造性破壞，但是之后是創造，是新的世界。好像膠卷企業被打得無影無蹤，結果得到了數碼，我們的生活有了改善，在數碼基礎上進一步前行。這樣的話形成了創新周期。

　　根據這樣一個概念，列一下18世紀末以來的5次長周期。第一次：上升期出現在1795-1825年，以蒸汽機為代表的基礎技術創新以及紡織技術的發展是其顯著標志。第二次：上升期出現在1850-1873年，這主要歸功于煤炭、鋼鐵和鐵路方面的創新。第三次：上升期出現在1890-1913年。電氣、汽車制造等技術的創新，使電氣、汽車和化學工業快速發展。第四次：上升期發生在1945-1973年。包括電子計算機、生物、航天和新材料等領域的創新和應用，促進產業結構更加優化。第五次：上升期發生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到本輪危機到達之前。它的特征是新的信息技術高科技產業，高端的生產性服務業，經濟繁榮時期持續了30年。

　　李揚表示，非常大跨度地看，現在是第五次長周期的下行階段。如果把下行階段說成是新常態的話，它的上行階段就可以對應說是舊常態。關于舊常態，國際上也有一個概括，叫作大穩定。大穩定時期，全球經濟持續增長，低通脹、低失業率而且經濟波動似乎已經都被熨平了。

　　現在進入了下半段。這個時候，新常態的表現主要有五個方面。第一，弱復蘇、慢增長、低就業、高風險。第二，各國宏觀經濟運行非同步，大宗產品價格變動，國際游資肆虐，息差交易盛行。第三，宏觀經濟政策陷入“去杠桿化”和“修復資產負債表”兩難，致使經濟恢復難現。第四，貿易保護主義升溫，地緣政治緊張，局部戰爭頻仍。第五，全球治理真空。

　　在這樣的背景下討論一下中國的問題。從2011年開始，中國經濟已經進入新常態。為何會有這樣一種變化呢？

　　原因一：資源分配的效率下降。在新常態發生之前的30多年，中國的資源配置是大量人口和資源從農村、農業向城市、工業轉移。這個轉移是個不可阻擋的過程，而且皆大歡喜。如今情況變了，制造業飽和，人開始向服務業轉移。但是，中國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比制造業低，于是中國一邊歡呼服務業的比重超過制造業，一邊看到中國總體勞動生產率下降。

　　原因二：要素供給效率下降。生產三要素是勞動、資本、技術進步。在舊常態下，中國勞動投入逐年增加，資本投入逐年增加，過去30年平均固定資產投資率27%。現在資本投入下降，勞動投入逐漸減少，招工難成為一個問題。科技進步又不可能很快見效，所以不可避免地會出現經濟增長速度的下降。

　　原因三：創新能力滯后。在中國創新是個很廣義的概念，包括引進。過去30年有很多的創新是引進來的。通過引進跨國公司，甚至把跨國公司的研發中心放在中國，讓中國整個科技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到了如今，中國的創新跟國外發達經濟體已經處在一個水平，或者人家還有很多好東西但是已經不讓中國學了，那就只有靠自己創新。從國際經驗看，專利轉化日本經過了幾十年的努力，中國也需要時間。

　　原因四：環境資源約束增強。

　　即使中國的增長只有6%甚至5%，在世界上也可能是最好的。如果像新常態的愿景那樣，經濟增長速度下到中高速，但是質量提高，可持續性增強，環境保護加強，那是一個非常好的結果，沿著這條路走中國才能變成一個發達經濟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