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靳教授運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對中國道德建設做出解答。接下來，請中共中央黨校哲學教研部教學秘書楊玉成教授從政治哲學視角分析一下中國公平正義的問題。
楊玉成：公平正義問題是當代中國的熱點問題。無論在司法領域，還是在收入分配方面，都很突出，大家也都很關心。從思想史來看，政治哲學一直以正義為核心課題，所以從政治哲學視角來認識和處理公平正義問題有其獨特的優勢。
當然，不同的時代，不同的人對正義有著不同的理解，也會形成不同的正義觀。公平正義是正義觀的一種。按照我的理解，公平正義的意思是公平的正義，強調公平為特征的正義。中央文件原來用的是公平和正義，后來中央文件去掉了“和”字，直接用“公平正義”這個概念。有沒有“和”字，意義大不一樣。公平正義表明我們黨追求的正義是公平的正義，而不是別的什么正義。所以，這一字之差實際上體現的是我們黨對公平和正義這兩個概念之間關系認識的深化。
西方學界通常認為，馬克思和當代美國政治哲學家約翰?羅爾斯是“公平正義觀”最有影響的代表人物。我認為，當代中國公平正義理論框架的建構，一方面應該以馬克思的公平正義思想為指導，另一方面也應該適應新的時代條件與時俱進，充分借鑒和吸收當代西方進步的正義觀，特別是羅爾斯的公平正義觀中的合理因素，以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公平正義理論。羅爾斯在思想史上的一個重要貢獻，是把公平和正義的內涵綜合起來，用公平來規定正義，率先提出“公平正義（justice as fairness）”的概念。現在中央使用的“公平正義”概念應該有來自羅爾斯思想的啟發。眾所周知，羅爾斯在其名著《正義論》中詳細闡發了公平正義的兩個原則：第一個原則涉及公民的基本自由或基本權利，意思是國家應該優先保障每一個公民平等地享有盡可能廣泛的基本自由。第二個原則處理的是“基本自由”之外重要價值的分配，包括收入、財富、機會、權力等等的分配。這個原則的大致意思是，分配經濟和社會利益的制度安排在符合機會公平、平等原則的前提下，一方面要盡量照顧社會弱勢群體，另一方面也要調動社會精英群體充分發揮聰明才智，創造社會財富的積極性。
國內外學界通常都比較重視第二個原則，認為這個原則有創意，對處理當代社會公平正義問題有較大價值。由于近代以來的資產階級思想家一貫強調保障公民基本自由或權利，并且在現實生活中這個原則也落實得比較好，所以這個原則對西方學界而言是一個公認的原則，需要討論的空間不大。但是，我覺得對我們國家來說，羅爾斯對第一個正義原則，即對保障基本自由或權利的堅持和強調，有特別的意義，特別是他把第一個原則擺在優先地位對我們很有啟發意義，忽視羅爾斯的第一個正義原則是一個很大的偏頗，會造成我們在分析和理解現實問題時出現偏差。因為盡管我們在保障基本自由或權利方面已經取得歷史性的進步，但存在的問題還是很突出的，所以我們不能像西方學界那樣忽視對這個原則的討論。遺憾的是，目前國內學界對這個原則的關注還不夠，以致在討論公平正義時，往往過分聚焦于收入分配方面，對基本權利保障方面的公正關注不夠。其實，我們在基本自由和基本權利保障方面的正義問題遠比收入分配方面的公正問題突出。比如，近年來一些典型的冤假錯案引起了社會公眾對司法公正的廣泛關注。湖北佘祥林案、河南趙作海案、浙江張高平、張輝叔侄案、內蒙古呼格吉勒圖案、福建平潭念斌案等等一系列典型案件所暴露出來的刑訊逼供、貪贓枉法、假公濟私等等嚴重的司法不公問題，確實會使人發出“冤假錯案到底有多少？”的質疑，這不禁讓普通民眾對自己的人身自由和人身安全感到擔憂：假如有一天我們自己也不幸陷入這類刑訊逼供，我們能扛得住嗎？我們還有安全感嗎？所以，司法不公是國家對所有人的不公，讓所有人的人身安全都受到威脅。這可以說是最大的不公正。從這個角度看，經濟和社會利益分配方面的不公正，還是處于第二位的問題。因為基本自由或基本權利與人身安全密不可分，人身安全對每個人來說都是最大的利益。正如常言道：“錢財乃身外之物”，只要不危及基本生存，多一點少一點還是可以接受的，有一個比較大的容忍幅度，而如果基本權利缺乏保障，則直接危及個人生命安全，這是一個無法退讓的底線。所以，十八屆四中全會強調法治建設，通過加強法治建設來使公民基本權利得到更加切實的保障。這可以說是解決公平正義問題的一大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