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CCG學術專家委員會主任　鄭永年

【摘要】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經濟已經由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然而，經濟新常態下官場出現了不可預期的常態，即官員不作為的常態，因此，要建立有所作為的官場新秩序。當下，不僅經濟要轉型，吏治本身也應該進行轉型。轉型的方向，就是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的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中國的官場新秩序還未建成，制度建設沒有終結，因此，官場新秩序已建成的麻痹思想要不得。

【關鍵詞】官場秩序 權力清單 政治生態 法治建設 【中圖分類號】D602 【文獻標識碼】A

　　不僅經濟要轉型，吏治也應進行轉型

　　社會學古典理論三大奠基人之一的馬克思·韋伯曾經提到中國是最早建立官僚體系的國家，也是官僚體制最完備的國家之一。縱觀中國幾千年的政治史，最顯著的就是吏治，官場秩序尤其重要。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共產黨由革命型政黨轉向執政型政黨。1978年12月召開的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把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鄧小平同志強調：“我們黨在現階段的政治路線，概括地說，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個現代化。”那時，總體來說，干部制度改革只是發展經濟的工具，官僚秩序基本還是經濟發展的工具，吏治雖然開始變得重要起來，但中央還未將其作為主要任務來抓。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不再追求過高GDP的增長，而是由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這里必須要強調，經濟新常態是與過去的發展相比較，中國現在的經濟增速相比其他國家，還是有比較優勢的。當下，不僅經濟要轉型，吏治本身也應該進行轉型。轉型的方向，就是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的全面推進依法治國。

　　與西方國家相比，中國提倡的法治的含義更廣，是國家治理體系制度化的法治，吏治屬于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這一體系的建立，不僅涉及國家與社會、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關系，還關乎干部之間的關系，黨員之間的關系等。

　　中國的快速發展，離不開好的政策；好的政策要發揮出實效，必須轉化為制度

　　習近平總書記執政兩年多來，加強了頂層設計，為改革加碼，以法治立威，給官場秩序帶來了新氣象。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的頂層設計很重要，現在是執行階段。習近平總書記非常務實，從他在當國家副主席時發表的文章《關鍵在于落實》可以看出，他一直強調政策落地。政策不落地，只停留在紙面上，那將嚴重影響政策應有的預期效果。因此，法治建設非常重要，因為依法治國可以將宏觀政策轉化為具體的制度，可以為下一步政策落地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

　　同美國相比，改革開放之后的中國為何發展迅速？在我看來，主要是中央政府的政策好，有效的政策很多。然而，好的政策如果未轉化為制度，則會降低政策落地的實效性。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美國里根執政時期，其制度化程度很高，政策落實卻未做好。我認為，中國的崛起是政策的崛起，中國能否持續發展，取決于是否將政策轉化為制度。一個國家的制度化建設很重要，但如果太強調官僚化、制度化，太強調類似美國的那種制度化，改革發展就無法完成，改革目標就無法實現。美國現在太保守，兩黨互相否決，什么都做不了，政策執行不力。正如美國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所說，正是因為美國太制度化，所以變得僵硬。

　　中國有一些非常好的制度，如回避制度，官員不能在家鄉為官，以防止地方主義；官員需要到富裕省份或貧窮地區進行任職鍛煉，以積累相關治理經驗等。當下，中國需要思考如何進一步完善制度，比如，交流制度、任期制度、年齡限制等制度方面都需要創新。沒有一個理想的制度可以拿來照抄照搬，它們都需要依靠文化傳統、特殊國情來完善。與此同時，也不能迷信制度。比如，中國反腐敗方面的法律法規不少，腐敗官員都受這些法律法規約束，但腐敗為何屢禁不止？這就說明，制度建設是一個方面，政治生態也很重要。習近平總書記在今年兩會上強調要構造“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態”，在習近平總書記領導下的反腐敗運動，就是不迷信制度，著力建立良好的政治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