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深入鉆研馬列主義，提高宏觀史學研究水平

　　今年初，山西社科院《晉陽學刊》編輯對我做了一次采訪。采訪重點涉及深入鉆研馬列主義，提高宏觀史學研究水平。這篇訪談發表在《晉陽學刊》2011年第3期。這里，把這篇訪談錄的部分內容稍作改寫，放到這里。

　　現在有一個現象，在歷史學領域，出現對理論的冷漠、冷淡、淡漠，說重一些是輕視。自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學術界的爭論，數歷史學界的爭論做得最好，當時中國古代史領域有所謂“五朵金花”，近代史研究領域里，爭論也很多。1954年《歷史研究》創刊號，發表了胡繩的文章，推動了關于近代史分期問題的討論，此后連續好幾年，很多學者加入了這次討論。關于資本主義萌芽研究，這既涉及到古代史，也涉及到近代史，關于社會形態，關于社會發展規律，關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研究，關于洋務運動，長期爭論，洋務運動在八十年代又進行了很長時間的爭論。延續五十年代近代史分期問題的研究，到了八十年代又出現了中國近代史發展線索的討論，這個討論轟轟烈烈，我也參與其中。大家爭論得面紅耳赤，彼此之間的觀點不盡相同，這是很正常的現象。我認為這是非常好的現象，這是近代史學界百家爭鳴的好現象。

　　到九十年代初，爭論還有，但是，到了九十年代中期，關于中國近代史領域里的宏觀問題的爭論，就很少見了。我在1998年發表了一篇關于中國近代史的分期的文章，提出了關于“沉淪”與“上升”方面的一些觀點，這些觀點實際上是在八十年代觀點的基礎上，重新思考、論證，但是，這時已經很少有人來和我辯駁了，討論開展不起來了。九十年代之后，關于中國近代史的發展規律問題，關于中國近代史的轉折問題，關于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問題，我發表過文章，在我看來，都是就八十年代那些爭論的問題繼續進行展開，但是，沒能引起討論。我們的學術界對宏觀問題顯得有一些淡然。我想，不僅在近代史領域里是這樣，在歷史學的其他領域里也是這樣。如，關于“封建”問題的討論，雖然開展了一些，也是不能引起學者們廣泛的興趣。

　　所以會如此，照我看，與后現代史觀的影響有關。后現代史觀，就是反對從宏觀角度來探討歷史，他們是要用精細的研究來解構宏大敘事。后現代理論是在西方形成的，它有一個好處，它強調一個一個具體而微的小問題，它不管什么大的背景，不管歷史發展規律，就是只關注一件事情，把這件事情講清楚，它的好處是把與此事有關的史料全搜集在一起來分析，而超出這件事情之外，更大的歷史背景，它不關心。

　　對后現代主義，我們不能完全否定，但是，如果歷史研究只有后現代這一種方法，那歷史研究真有可能被解構了。我們對歷史發展規律的認識、對歷史發展重大特點的認識、對歷史發展的重大背景的認識，就會淹沒在許許多多的所謂的精細研究之中了。所謂宏大敘事，不是建基于沙灘上的空洞說教，而是建基于史料累積基礎上的宏觀認識，是要探討歷史發展的道路、方向、規律。今天的學術界，有所謂碎片化研究的現象。比如說，有學者已經指出，現在的社會史研究，大都是在研究吃喝拉撒睡，都是很小的事情。這種現象是值得注意的。我們不是不能研究細小的問題，但是，在探討的時候，要把細小的問題同大的歷史背景結合起來，要不然，就很難說明，為什么在這樣大的歷史背景下，產生這樣的問題。社會生活是極其復雜的，社會現象是極其紛繁的。研究歷史上的社會生活，就是要從復雜和紛繁中理出頭緒，看看歷史為什么發展到這個方向，而不是另外的方向。這就是建基于史料累積上的宏大敘事。解構這種宏大敘事，把歷史學者的眼光局限于，或者引導到日常生活的細故研究，就會掩蔽人們對歷史發展方向的認識和警覺。

　　對重大題目，包括宏觀問題和重大理論問題的冷淡，在海峽兩岸都是這樣。我個人今天還是有孤軍奮戰的感覺。我和我的一個學生合作了一篇研究胡繩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論文，2008年在《歷史研究》發表了。我們最近又合作了一篇《試論劉大年的中國近代史研究》，2011年《歷史研究》第三期發表了。我們寫這些文章，就是想告訴讀者，中國近代史領域里，除了大量的實證問題之外，還有許多重要的理論問題。我在八十年代的時候，參加中國近代史發展線索的討論，那時，我的情緒很飽滿，但是，在九十年代之后，我也寫了好幾篇文章，沒有回應，感到孤寂。學術探討，就是要彼此爭辯、反駁。當然不能感情用事。別人的反駁就要促使你思考，他反駁我，他的理由有哪些，需要思考，他的思考也會促進我進一步深入思考。這樣就能推動學術的進步。我感到學術界太冷漠。有朋友對我說，你是學術界的領導，我們都是跟著你走。但是，很多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還需要討論。這說明，大家對宏觀問題，或者說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問題，對歷史唯物主義，很冷淡。我認為，不能要求歷史學界的每一個學者都思考宏觀理論問題，但是，應該有一些人在思考這些問題。

　　多年來，我一直在呼吁，我給社科院寫過內部報告，希望能夠重視培養一些戰略思想家。這種戰略思想家，就是天文地理，古今中外，無不通曉，特別是他能夠提出一些重大的戰略思想。但是，大量的學者，還是應該成為“書呆子”，就是要專門讀書，要深入各種各樣的專題當中去，展開研究。這兩類人，國家都是需要的。如果都是書呆子，都是搞專題研究，當國家需要一些戰略思想的時候，讓誰拿出來呢？戰略思想好像是很空洞，但是，它是建立在大量的實證研究基礎上的宏觀的思考。我的這個意見被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辦公室、中組部人才工作局收入《專家意見建議》中，供有關領導人參考。

　　當然，宏觀研究，讓年輕的人去做，可能是有困難的。哲學社會科學領域里的成才規律，和自然科學不太一樣。數學、物理學，有些很年輕的人，就可能有較大的成就。我們現在發射神舟飛船，指揮部里的人，都很年輕。這說明，自然科學領域里，老一輩人的接力棒已經到了年輕人手中。這當然是令人高興的。

　　但是，人文社科領域里的情況，可能不大一樣。年輕人主要還是應該積累知識，除了積累書本知識，還應該積累社會知識。研究天下大事，應該增加自身閱歷，要增加人生閱歷、社會閱歷。宏觀研究，應該是在中年以后。四十歲之前，還是應該在實證研究上打下比較扎實的基礎。

　　就我自己來說，我的第一篇宏觀研究文章，是在1984年公開發表的，那一年，我45歲。當然，我經過了“文革”十年的那些日子，我是在四十歲才開始搞史學研究的。“文革”前后十三年，我沒有看書，沒有條件做研究，但是，那個時候也是我積累社會閱歷的時代。我在甘肅張掖農村“四清”八個月，在山東黃縣（今龍口市）大呂家公社于口大隊勞動鍛煉七個月，在河南信陽“五七干校”三個年頭，這些活動，增長了我的閱歷，在甘肅、山東、河南有四五個年頭，這些經驗，對于我認識中國的農村，認識中國國情是很有好處的。在近代史研究中，我再研究近代農民戰爭、近代農村問題，心里就有底了。社會閱歷，對歷史學者來說，是很重要的。

　　宏觀問題，戰略問題，對年輕人來說，有一定難度，但是，在年輕的時候，也應該有這方面的興趣。研究宏觀問題，需要看很多書，特別是要看很多馬列主義的原著，其他的一些著名社會科學家的著作，也要看。有了這方面的積累，到了一定時候，你就能夠在這方面開辟自己的領域，你寫出來的東西，就會很有底蘊，不會讓人感到都是空話，即使是宏觀的東西，你有大量的知識做基礎，能夠找出足以支撐你的結論的中外歷史史實，那就可以取信于人了。宏觀的東西，既要以材料取勝，更重要的是，要在材料中建立起一種規律性的東西，這樣，也就可以對重大問題，發表方向性、傾向性的意見。年輕學者不適宜做宏觀研究，但是，應該有這方面的準備。增加社會閱歷，多讀理論書籍，就是這方面的準備。社會需要能夠進行宏觀研究的戰略思想家。

　　馬列主義的經典著作，不是只要看三四十年，而是要看一百年。新千年到來的時候，英國人、歐洲人評選千年有影響的思想家，馬克思排名第一，2009年，德國大量發行《資本論》，當然，這與資本主義的金融危機有關系。這就說明，馬克思主義對重大的歷史、現實問題的研究，至今還能夠給人以啟迪。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不管從事什么研究，歷史研究，經濟學研究，社會學研究，哲學研究，這些著作都應該看。這些，能夠給予我們開啟認識未來的知識的鑰匙。馬克思恩格斯寫了《共產黨宣言》，今天再寫一本，不可能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今天再重寫一本，不太可能了，無法超越。他們的書，他們的方法，他們的某些精辟的論點，對我們觀察中國歷史問題、現實問題的時候，是有啟迪的。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作為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我們認識世界、觀察社會、解讀歷史的解剖刀。

　　鄧小平同志說，讀馬列要精，要管用的。毛澤東，最早他看過《共產黨宣言》、考茨基的《階級斗爭》，這是在1919年、1920年經常看的書，在延安，他也看了很多馬列的書。對于革命家，讀馬列不一定要很多，看其中最經典、最重要的部分就可以了，但是，學問家不同，馬列要多讀。時代不同了，前人講過的話，我們可以重新審視它，他在那個歷史背景之下說那樣的話，有沒有道理，講得周不周到。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主要是指它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人人都可以用的，也是有用的。年青一代的歷史學者，還是要多讀一些馬列主義的書。

　　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很多人說這部書已經過時了。在今天來看，是不是這樣呢？列寧說，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垂死的、腐朽的階段，這些結論，當然可以繼續研究，但是，列寧對自由資本主義到壟斷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的一系列論證，寫得很深刻，對于今天觀察世界，還是很有意義的。美國今天不是帝國主義嗎？它可能不再有十九世紀帝國主義的特征了，但是，基本特征還是有的，它為所欲為，做世界警察，東方西方都要插手，1989年它把巴拿馬的諾列加抓到美國審判，諾列加可能有劣跡，但是，畢竟巴拿馬是一個主權國家，根據國際法，不能這樣來抓人。此外，伊拉克戰爭，這不是帝國主義，這是什么？今天，從國際政治來說，從國家關系來說，我們是要和美

　　國搞好關系，但是，學者對帝國主義的研究，要有正確認識。列寧分析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方法，你是很難否定的。學術研究和對外宣傳，不能成為一回事。

　　范文瀾在延安所做的經學演講，毛主席也要來聽。他是在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思考、觀察經學，和傳統的經學家是不一樣的。劉大年有非常扎實的經學基礎，國學知識，很多古書可以背誦，劉去延安途中，還想的是，國學這套祖宗立國的根本千萬別丟了，到了延安，讀了《共產黨宣言》，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又讀了哲學的、政治經濟學的、外國歷史的種種新書，才如夢初醒，盲目崇拜孔學的觀念，就不知不覺煙消云散了，認識到只有馬克思主義能夠救中國。劉大年先生晚年主要從事抗日戰爭史研究，但是，他的最后一篇文章是《評近代經學》，這部書對經學在近代的歷史命運有很深刻的點評，是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寫作的。他的文章中，馬克思主義詞匯并不多見，主要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

　　這實際上涉及到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方法，與中國傳統的文化、學術，應該結合起來，我們不能說空話。我們近代史所偏重于實證研究與范老有關系，范老自五十年代起就是提倡坐冷板凳、吃冷豬頭肉。后來有人把范老的意思概括成“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這副對聯是南京大學的一位教授概括范老的意思寫成的。這副對聯的表述，不嚴謹。板凳要坐十年冷，十年之后還坐不坐？文章不寫一句空，有些太絕對了。范老的意思是，做學問，不要想著急于成名，要塌下心來讀書。讀書人就要坐冷板凳。在近代史所做學問，不要有當官的思想，要當官，你們就出去，不要在近代史所，我在近代史所就是最大的官，也不過就相當于部隊里的連長，這有什么意思？在這里，就是要好好讀書，他還說過，“要等富貴如浮云”，追求富貴，就很難做好學問了。近代史所就是在范老的影響之下，形成了重實證的傳統，大家在搞研究的時候，都會反復搜羅史料，核實史料出處，少讓人家挑出毛病來。

　　重視史料，這是我們傳統史學的一些看家本事，我們并不是要把乾嘉考據全部否定，其中的一些基本方法論，我們還是應該掌握的。乾嘉考據著眼于具體的東西，馬克思主義著眼于事物的聯系。《羅爾綱全集》出版，我寫了一篇長序。那篇序里說，羅先生以考據見長，是在胡適手下訓練出來的，但是，他在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之后，他的考據和沒有學習馬克思主義時比，大不一樣，他就能把許多具體的事物聯系起來思考，這就是唯物史觀方法論的基本點，過去的考據，都是一個一個具體問題的考據，學習了馬克思主義，就明白了要聯系起來思考。50年代羅先生對太平天國歷史作出的一系列考據，不是一時一事的考據，而是對太平天國的諸多事實聯系起來思考，在這一思考下作出的考據就不一樣了，它對于揭示太平天國政治的本質，就有新意了。

　　中國的學者，當然要掌握中國的傳統文化，但是，不能滿足于這一點。列寧有一篇文章《論青年團的任務》，里面有一句話，“共產主義是從人類知識的總和中產生出來的”，“必須善于汲取人類的全部知識”，毛澤東也說過，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都要總結。這是對待傳統文化的經典論斷。奴隸社會被封建社會所取代，封建社會被資本主義所取代，取代可以說是一種方向，但是，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出現，又是歷史的進步，它在進步的過程當中，都會產生一些對人類社會進步有益的東西，這些文化遺產，我們不能拋棄。我們中國傳統的學問，當然應該掌握。

　　重視宏觀研究，增強中國學術界的話語權。美國歷史學家費正清是視野很開闊的戰略思想家。他在研究近代中國歷史時，提出沖擊反應模式，后來又有人反對，認為應從中國內部找原因。要求從中國內部找原因，這是有合理性的，但是，如果沒有外來侵略，內部的反應是怎么產生的呀？要想徹底否定沖擊反應模式，是不容易的。這種模式的提出，是有一種宏觀戰略思想模式為基礎的。

　　我們的學者在宏觀戰略思考方面，確實還有欠缺。我還是提倡年輕的學者應該關注宏觀問題、關注戰略問題，培養對于宏觀理論思考的興趣。美國人是善于提出新的思想模式的。不僅僅是在歷史學領域，在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美國人都是很善于提出新的思想模式。過去，恩格斯說過，德國的學者特別喜歡建立各種各樣的體系。現在是美國人，他們不僅掌握了經濟霸權，還掌握了學術話語霸權。最近，在國際關系領域里，原來的七國集團，后來變成了二十國集團，但是，美國人又提出一個中美國（CHIMARICAN），把英文的中國和美國兩個單詞拼在一起，組成了一個新的概念。他們經常提出新的概念、新的模式，這是美國人的一個特點。我覺得，我們中國學者應該趕上去，我們應該有自己的話語權，要提出中國人自己的概念、模式。青年學者應該有理論興趣，如果大家都是鉆進具體問題里去研究，就不容易突破了。要讀大量的理論書籍，要認真思考，這里說的思考，是指大量實證研究基礎上的思考，以便提出一些新的東西。

　　青年學者除了精讀馬列書籍，還要多讀西方社科理論的代表作，都要拿來讀，拿來比較，要把中國的歷史與現實、中國和外國的歷史相比較，提出我們自己的看法，這是很需要的。當然，中國學者在宏觀理論方面，也做了不少努力。單就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來說，胡繩先生在1954年提出的“三次革命高漲”（學術界通稱“三次革命高潮”），就是一個很重要的理論概念，影響了學術研究數十年。上世紀八十年代，李時岳先生提出了“沉淪與上升”模式，我在1998年發表了文章，隔了將近二十年，我回應了李時岳，我不完全贊成他的觀點。我的想法是在李時岳的結論的基礎上，又前進了一步。李是有思考能力的，“沉淪與上升”模式，是對中國近代史的一種解釋模式，我發展了他的了理論，現在，有不少人接受了我的觀點。但是，總的來看，中國學者提出的判斷模式，還很不夠，還需要繼續努力。

　　研究視角的變化能夠推動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深化。由近代史研究向現代史研究轉移，這是一種自然現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已經六十年了，也應該好好研究了。有些研究者把他的研究興趣向下轉移，是正常的。美國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學者，也在做這種轉移的工作。中央研究院近史所也出現了轉移的跡象。

　　說晚清史、民國史已經沒有什么研究余地了，我并不認同。我認為，民國史在今天仍然是一個有待開墾的領域。晚清史，也是一個有待于深入研究的領域。八十年代以來，我們經常有一些學者批評革命史研究模式，有一定道理。我們以前在做革命史研究的時候，比較多的是從革命史角度來著眼，太平天國、義和團、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以前研究的比較多，但是，現在研究這些題目的時候，還可以從清政府的角度來著手，探討一下當義和團興起的時候，辛亥革命出現的時候，清政府在做些什么，為什么導致有這些重大事件出來，這些地方還大有研究的必要。我現在指導的一個博士生，就正研究宣統朝是怎樣應對辛亥革命的。我在山東大學還帶著一個博士生，他做的是清政府怎樣應對義和團運動，從義和團角度來研究，已經不容易說出新的話來了，但是，從清政府的角度來考察，還有出新的可能。

　　其實，晚清的很多史料，我們還都沒怎么用，包括《諭折匯存》、《平定粵匪方略》，這些史料，我們有多少人好好利用過？我在1988年發表的《湘軍在安慶戰役中獲勝的原因探析》，我寫的時候，就是本著這個思想，就是要從清朝的角度來研究。我從《平定粵匪方略》，從曾國藩、胡林翼的集子當中，看他的作為，分析他們如何對待天平天國，如何對待李秀成、陳玉成。清軍在安慶戰役中獲勝了，原因是什么？從《平定粵匪方略》中，可以總結出曾國藩、胡林翼的長處，也能看出太平天國存在的問題，他的失敗的必然性在哪里。認識歷史，總是要從這一面看，也要從那一面看。所以，我說，晚清史研究還大有可為，很多問題還沒有深入進去。我在三十年前編過一本史料《武昌首義檔案資料選編》，這是從湖北省博物館挖掘的，編了三本，三十年過去了，又有多少人利用過這些史料呢？這其實是非常珍貴的原始檔案。晚清的很多史料都已經公布了，但是，還缺乏深入的研究，晚清史研究的范圍是很寬的。

　　我們以前是從革命者的角度來探討中國近代史，在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過了60年，從前的革命者變成了執政者。如果從執政者的角度來看待歷史的話，又會有什么新的看法呢？怎樣維護社會穩定？今天的社會也有很多突發性的問題，甚至有的鄉鎮，暴動都有啊，這在歷史上也是一樣的呀，我們就要總結歷史經驗，看看那時的統治者是怎樣處理這些問題的？太平天國是怎么起來的，太平天國起事的時候，地方官都在那里壓著，不往上報，等到洪秀全在金田起義了，占領了廣西的永安，沖出桂林，朝廷才知道，原來還有個洪秀全，派軍隊鎮壓，已經鎮壓不住了。今天，我們的社會還要面臨許多社會矛盾，利益糾紛，干群關系，貪污腐敗，還有“西化”、“分化”，等等，黨和政府，各級干部，還要做許多細致的工作，要面對群眾，要把矛盾化解。這里就有歷史經驗可以吸取。辛亥革命也是這樣，孫中山原來也只是很小的力量，為什么控制不住？從社會治理者的角度來說，研究清朝歷史，還有不少可以做的題目。

　　至于說到我的專題研究，主要是力圖在大背景之下探討微觀問題。像辛亥革命時期湖北軍政府的謀略處，許多研究武昌起義的論著都在講，胡繩同志的《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里面專門有一節是講謀略處。我考證了謀略處的問題，否定了謀略處的存在。胡繩那部書九十年代末在人民出版社再版，他要我寫一篇書評，這篇書評除了正面肯定胡繩著作的大氣和理論貢獻外，還指出了書中若干具體學術失誤。這篇書評曾送請胡繩先生過目。書評在《光明日報》登出時，我批評胡繩的話，都被刪掉了。后來全文在《中共黨史研究》上發表，經過爭取，批評胡繩的話還是登出了。這篇考證謀略處的文章，我是運用乾嘉考據的方法來研討的。胡繩知道以后，要了文章去看。

　　關于黃興與武昌首義關系的文章，也值得提出來說。我研究了黃興對武昌首義的態度后，對黃興是采取批評的態度，是在愛護的前提之下的批評態度。我在1991年11月，接到臺灣政治大學的邀請，去參加一個關于黃興與近代中國的學術研討會。在這之前，我對黃興，沒有多少研究。我翻閱了湖南社科院編的《黃興集》，這里面有黃興寫給別人的信，他說武昌起義前夕，湖北派了人到香港去見他，請他回來，黃興給別人的信中說，我三天沒有見他。我就抓住這個“三天沒有見他”展開研究與分析。武昌方面要起義了，他們都是基層軍官和士兵，沒有一個眾望所歸的領袖人物，起義的組織者感覺自己號召力不夠，他們要請中國同盟會的領導人黃興、宋教仁到武昌來，領導他們，發動起義。來香港聯絡的，是同盟會云南主盟人呂天民，黃興的熟人，但是，黃興三天沒有見他。黃在4.27黃花崗起義之后，情緒十分低落，他當時對革命的前景已經有些失望了，想搞暗殺，對武裝起義的成功，不抱有什么希望了，他認為武昌沒有能力來發動起義。武昌的來人，反復給他說，武昌起義很快就要發生了，你不去也要發生，去了，你就可以掌握先機。黃興是兩湖學堂出身的人，對武昌情形還是有一些了解的。他同意前往，但又沒有馬上動身，他想帶些錢去武昌，不想空手去，他和南洋、美國聯系，但是，到了第十八天，人家也沒有給他寄錢，他離開香港經過上海到達武昌，這時，武昌起義已經發生，黎元洪已經作了軍政府的都督，黎元洪授予他大將軍。黃興把武昌起義的功勛讓給了黎元洪，自己失去了掌握武昌首義領袖地位的時機。如果黃興早來一些，他成了軍政府的都督，這之后的革命形勢，還會有更好的發展。這是一個具體事件，我由此探討了黃興的起義戰略、中國同盟會的起義戰略、孫中山的起義戰略。黃興1903年組建華興會，就提出了“雄踞一省，與各省紛起”的起義戰略，就是湖南先起來，其他各省再支持他，這樣來發動反清起義。這樣的戰略，有一定道理。孫中山發動的起義，都在邊境，廣東、廣西、云南，在邊境發動起義，事實證明不足以造成對清政府的致命威脅，不足以顛覆清政府的政權。同盟會內一部分人不同意孫中山的意見，1910年在上海搞了個同盟會中部總會，宋教仁在上海主持，當時，武昌也派人去找宋教仁，宋教仁也不認為武昌有這個能力，宋在上海辦《民立報》，他一天一篇社論。革命家在革命就要爆發的時候，你是坐在房間里寫社論，還是立即投入到革命洪流當中去？宋教仁不來，黃興也不來，結果領導權落到了黎元洪手中。這篇文章，在臺灣政治大學發表時，政治大學歷史系林能士教授作為評論人點評，說我的文章，無懈可擊。我這篇文章，既有微觀研究，又有宏觀研究，從細小的問題，上升到孫中山、黃興、中國同盟會的起義戰略，探討晚清革命戰略的問題。

　　關于皖南事變的文章，是因為要參加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舉辦的一個紀念抗戰勝利五十周年的會議，準備的。寫之前，我找楊奎松討論，請他提出寫作方面的建議。楊奎松拿出他的一篇未發表的文章，是關于皖南事變的，說可以利用這篇文章與會。我此前對皖南事變無研究，從頭做起，時間不夠。我仔細研究了他的文章，在他的文章的基礎上，形成了我的文章，但是，我的觀點與楊不一樣，不僅觀點不一樣，我還從新搜集、補充了史料。在文章發表時，我向楊奎松致謝。楊看到后說，致謝的話是多余的，你的文章是你自己寫的。在這篇文章當中，我也寫了一些看似細小的東西，像皖南事變前線給延安的電報，發報是在幾點，延安回應是在幾點，我寫了細節，有人說細節是關鍵，我認為，關鍵時候的細節才是關鍵，不是所有的細節都是關鍵。我的結論和楊奎松不一樣，而且，我引用了他在其他地方發表的觀點，對他的提法做出了不同的解釋。我的文章主要是講皖南事變的善后，結論是，國民黨對共產黨是軍事上要嚴，政治上要寬，共產黨對國民黨是反過來，政治上取攻勢，軍事上取守勢。國民黨消滅了新四軍主力，討了便宜，但政治上在全國很被動，所以對共產黨政治上寬；共產黨丟了新四軍主力，政治上斗爭很主動，針鋒相對，但也注意不放棄團結抗日的旗幟，不要和國民黨破裂。在哥倫比亞大學研討的時候，主持人做會議綜述，對這個觀點很推重，認為以前沒有人提出過這樣的觀點。

　　我也寫過其他一些文章，我的這些專題研究文章，都是從細小的部分入手，上升到比較宏觀的境界上去。2010年8月，我去阿姆斯特丹參加國際歷史科學大會，提供了一篇文章，是關于洋務運動的，我這里講的，和國內外學者講的，都不一樣。中國學者、日本學者，常常把洋務運動和日本的明治維新相比較，我的這篇文章里提出，洋務運動不應該和明治維新相比較，而應該和明治維新之前的幕府后期的改革相比較，洋務運動的歷史發展階段，和明治維新的歷史發展階段，不是一個階段，明治維新是資本主義改革，維新期間，明治政府提出過一系列有利于資本主義發展的舉措，這些洋務運動都沒有。明治維新是在1868年開始，但是，1862年到1867年，江戶幕府已經開始了改革，引進的西方的槍炮，請來的工程師，比洋務時期還是要多一些，所以，我說，洋務運動只能和幕府時期的改革相比較，這是在同一個歷史階段上。這篇文章，也是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的。我應該多寫一些，我也有興趣多寫一些，但是，我沒有時間。

　　我從事宏觀研究是在回應現實的挑戰。關于我的宏觀研究文章，有一點值得一說。日本的狹間直樹教授，曾經對我說，你們中國學者的有些文章，很不好懂，文章作者說他的文章是針對一些學者的觀點而作的，但是讀了這些文章，卻不知道他究竟針對誰。由于“文革”的影響，八十年代之后，學者寫文章爭辯，是不點名的，“文革”之前，是點名的。我對狹間說，我的文章，如果針對不同意見，都是點名的，我都是直呼其名，包括胡繩、李時岳、胡濱。

　　我之所以要思考一些宏觀理論問題，主要是我作為近代史所的所長，應該關注宏觀問題，特別是在近代史領域里的各種挑戰性的問題，我有責任回應這些挑戰。我也常在想，作為近代史所所長，我應該怎樣回應這些挑戰。改革開放之后，我們國家的發展，取得了很多成就，我認為，改革開放之后，形成了新的經濟基礎，形成了新的利益格局。現在，黨和國家的政策，強調兩個毫不動搖，毫不動搖地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發展民營經濟，民營經濟的出現，是我們國家經濟基礎的一大變化。民營經濟的力量，比1949年之前，比洋務運動時期，那不知大了多少倍。經濟基礎發生了變化，在這同時，西方國家的意識形態也更多地進入了中國，這是好事，但是，也會帶來新的問題。所以，現在思想、文化領域是“多元、多樣、多變”。我覺得，我自己應該自覺去維護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指導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正確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