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我在研究工作中學習和運用唯物史觀的實踐

　　我從在大學學習，到進研究所工作，包括在文革中接受審查最難過的時候，都曾花時間學習過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學習過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產黨宣言》給了我共產主義世界觀的最基本的信仰，也給了我有關唯物史觀的基本理論知識。我從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導言》、《德意志意識形態 第一卷第一章：費爾巴哈，唯物主義觀點和唯心主義觀點的對立》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論》以及《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等著作中學習到了有關唯物史觀的系統的知識。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德國農民戰爭》、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結果》，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國的戰爭》等著作，教給我怎樣用唯物史觀去觀察社會歷史現象。我從毛主席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論持久戰》、《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論人民民主專政》、《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以及《實踐論》、《矛盾論》等著作中學習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如何與中國的社會歷史實際相結合的基本方法和理論，學習了毛主席如何用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觀察和研究中國的歷史特別是中國近代史所形成的一系列結論。我是在學習中國歷史尤其是中國近現代史專業知識的過程中來學習和體會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基本理論的。我在學習和理解這個理論后，是服膺這個理論的。即使遇到質疑或者反對馬克思主義的種種理論，都不曾動搖過。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對唯物史觀學習和理解的程度不一定很好，不一定很深刻，我學到的，理解了的，在我的具體的學術研究中，在我的人生經歷中，都努力實踐、運用這個理論；或者按照我所理解到的深度，努力去宣傳這個理論；或者在我領導研究所的學術工作的時候，努力去提倡這個理論。

　　世界上任何一個歷史家，或者政治家，要想研究和說明歷史上的某個問題，總會秉持某種史觀，這是不需要特別加以證明的。有人說，唯物史觀是教條。我想世界上任何一種理論都可能成為教條。像任何一種理論一樣，如果你只死死記住那幾個條條，那就是教條。如果你在社會實踐中領會那個理論的精神實質，掌握那個理論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它就不是教條，而是活的理論，是指引我們研究工作的活的指南。我們所以主張唯物史觀，不是因為它是教條，是八股，而是因為它能告訴我們一種方法，一條路徑，使我們能更有效地處理紛繁復雜的歷史問題和社會現實，使我們能更好地洞察歷史發展的方向。當然，應該指出，學習和應用唯物史觀也有一個態度問題。在某種政治氣氛下，有的歷史學者在歷史研究中運用唯物史觀存在著教條和八股現象，他們不是從方法論的高度去領會唯物史觀的精神實質 ，而是拿著馬列的某些個別詞句，到處貼標簽。這不是一種正確的態度。這種情況在學習唯物史觀的過程中，本是應該力求避免的。不幸在“文革”中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這種情況，在“文革”結束以后，隨著國家社會政治生活的轉變，歷史學界也在努力糾正它。

　　唯物史觀是人們對社會歷史認識的一種最一般的觀念，它并不是那么神秘而不可理喻 。通俗地說，唯物史觀對歷史的認識，首先是唯物主義的，它認為，有史以來的人類歷史，是客觀存在的，不是主觀形態的；歷史現象雖然千姿百態、紛繁復雜，卻不是虛無縹緲的，人們雖然不能像自然科學那樣在實驗室里重復制造歷史過程，但在掌握了盡可能多的歷史資料以后，是可以對過往的歷史過程加以描述的，是可以獲得對往史的較為近真的影像的，因此歷史是可以認識的，不是不可知的；歷史現象是可以理出頭緒的，我們可以看到人類社會歷史顯示了一種由低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人們從茹毛飲血到今天享受現代化的網絡工具，很自然地說明了這個過程的一個重要方面，而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五種社會發展形態，則是對這一過程的最一般的描繪；人類的經濟生活是社會生存的基本方式，社會依生產力的發展、前進而發展、前進，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推動著社會的前進，決定著人們依賴其中的社會政治、經濟、階級關系和文化從屬的基本面貌；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是社會運行的主要內容，物質生產的狀況決定了精神生產的狀況，勞動者是物質生產的主體，是決定歷史前進方向的終極力量；人們（包括勞動群眾和社會精英）創造了一定的歷史環境，一定的歷史環境反過來又決定了生活其中的人們的面貌。我想，這就是唯物史觀告訴我們的基本東西。它所概括出來的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雖未窮盡真理，卻指示了社會發展的一般方向及其未來。同時也應該說，它只是提出了社會發展的一般方向和未來走向，絲毫沒有給出各地區各國家歷史發展的具體方向。各地區各國家的社會歷史發展還要靠那里的歷史學家去研究去總結。各個地區各個國家不一定都要按照五種社會形態的先后演進，像中國歷史，就沒有經歷過純粹的資本主義社會時期，我們通常是把1840-1949年期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歸入中國歷史上的資本主義社會時期。

　　我所理解的唯物史觀，是一種實事求是的精神，體現在歷史研究過程中，是在全面搜集、研究歷史資料的時候，不僅看到歷史的表面現象，而且努力追索歷史過程的本質，把科學的方法和革命的精神結合起來。我在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過程中，不論是具體歷史問題的研究，還是宏觀歷史的思索，都努力本著唯物史觀的基本精神，努力體現科學方法和革命精神的結合。中國近代史起自晚清，經過民國時期，直接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相連接。中國近代史不僅中國人在關注，歐美、日本等大國都在關注。不僅歷史學家在關注，幾乎所有的人都在關注，持有各種意識形態的人都在尋求對近代中國歷史進程的解釋。因此對中國近代歷史的認識，就不僅僅是對一般歷史進程的解釋，好像對秦始皇、漢武帝的解讀那樣；對中國近代史的認識，直接關系到對中國近代歷史發展道路的認識，關系到對中國共產黨歷史道路的認識，對近代歷史必然導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理性的認識。研究中國近代史，不堅持唯物史觀作指導，不堅持科學的方法與革命精神相結合，就難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科學結論。我在研究太平天國、義和團、辛亥革命歷史的時候，我在研究孫中山、黃興等歷史人物的時候，我在研究皖南事變歷史的時候，我在研究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農民戰爭歷史的時候，我在研究近代留日學生及其歸國運動的時候，我在研究中日關系和抗日戰爭的時候，我在研究臺灣、香港、澳門歷史的時候，我在研究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和中國人民的反抗歷史的時候，都是本著這種精神。我以為只有本著這種精神，才能使自己的研究結論符合歷史的本質，符合歷史的真實。

　　從1984年在《歷史研究》發表《中國近代史的“兩個過程”及有關問題》一文以來，二十多年來，我依據唯物史觀的基本理論，結合毛澤東同志有關中國近代史的論述，發表了一系列有關中國近代史的基本線索、有關中國近代史的分期、有關中國近代史的理論范式和學科體系，那種帶有宏觀探索和理論思考的論文。這些論文，對于國內學術界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影響，許多論文被廣泛轉載；也受到國外學術界的注意，據我所知，在前蘇聯、日本、韓國，以及我國的臺灣，或者被評論，或者被轉載。這些論文指出，從1840年到1949年，是中國歷史上的近代時期，這個時期的社會性質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這個時期中國人民的主要歷史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統治。要充分估計中國人民，特別是近代農民在反帝反封建斗爭中的作用，也要恰當評價資產階級特別是民族資產階級在近代中國的歷史作用。在近代，由于西方殖民者的侵略，由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引進，中國傳統社會也開始在走向現代化，但這種現代化，不是屬于中國人民的現代化，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現代化。總起來說，中國人民只有爭得了民族獨立和人民民主，才為中國人民自己的真正的現代化掃清了道路。

　　一些論者試圖用現代化的研究范式取代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范式，是不妥當的。對這種研究取向，我明確表明了不同的意見。以上論文分別收集在我的論文集《追求集》（1998年版）、《東廠論史錄》（2005年版）中。2005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和我的學生龔云合作撰著的學術史專著《中國近代史研究》，用唯物史觀作指導，比較系統地總結了百年來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學術歷程，提出了我們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一系列看法。在我主持編著的一些論著中，我也努力貫徹以上的精神，努力貫徹唯物史觀的原則，比如1999年出版的《中國近代史1840-1949》，同年出版的《20世紀的中國?政壇風云卷》，2000年與王忍之同志共同主編的學術性普及讀物《百年中國》（共92冊），以及2007年出版的由我擔任主編的我院重大課題《中國近代通史》中，我都是努力這樣去做的。

　　面對學術界和新聞媒體所反映的錯誤傾向，我曾毫不含糊地展開批評。我的武器就是唯物史觀。我想在這里舉幾個例子。1995年，我院科研局讓我就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的動態作一個報告，我在科研局的會議上，就近年來近代史研究領域的傾向性問題作了剖析，列舉了近些年近代史學界以及報刊所反映的有關中國近代史的若干錯誤觀點，分析了產生這些錯誤觀點的原因，科研局認為這個報告很有價值，讓我將報告整理出來，以《中國近代史研究中馬克思主義史學觀點面臨挑戰》為題，發表在《要報》和《信息專報》上，同時還以這個題目，在院黨辦主持的會議上，在中央國家機關宣傳部長會議上作了報告，產生了很好的影響。同年，我還針對一些人試圖否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觀點，在教育部社科中心和北京市史學會聯合主辦的研討會上作了發言，那篇發言以《正確認識近代中國社會的性質是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出發點》為題發表在《高校理論戰線》，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給與了轉載，在北京的高校也產生了好的影響。1996年，我在一次研討會上作了《不能否定中國人民的反帝斗爭》的發言，也在《高校理論戰線》發表了。這一年，我還依據以上的認識，完成了《近年來中國近代史研究中若干原則性爭論》的論文，闡述了用唯物史觀正確看待近代史研究領域的原則性爭論問題。這篇長文先后發表在《炎黃文化研究》和《馬克思主義研究》上，并且被多處轉載。我還以上述論文為題，在北京市高校工委主持的北京地區高校政治課教師報告會上作了演講，也產生了積極效果。

　　針對我院學者李澤厚、劉再復在香港出版的《告別革命》一書的觀點，我在《當代中國史研究》發表了《“告別革命”說錯在哪里》的評論文章，批駁了這本書中歪曲、誣蔑中國近代革命史、世界革命史的錯誤言論，指出“所謂告別革命，實際上是要告別馬克思主義，告別社會主義，告別近代中國人民的全部革命傳統”，“把近代中國的革命歷史都否定了，把本世紀的革命理論都‘解構’了，所謂反帝反封建自然不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自然就失去合理性了。如此，則所謂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豈不是都消解殆盡了幺?”這篇文章也被多處轉載，受到了廣泛關注。1998年，我院要報增刊發表了我的《對毛澤東中國近代史論的評價和近代史學理論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傾向》，也是以學術動態的形式，反映我的基本觀點的。2003年“非典”期間，中央電視臺第一頻道在黃金時間播出長篇電視連續劇《走向共和》，我和北京地區的幾位學者曾經集會探討，共同認為這個連續劇的傾向是錯誤的，并向中央作了反映。我寫了《電視劇〈走向共和〉引起觀眾歷史知識的錯亂》，刊登在我院要報上。這篇短文為中央政策研究室《政研內參》轉載，并在網上廣泛傳播。同時，我還在《高校理論戰線》發表《是一部歷史政論劇，而不是歷史正劇——關于歷史劇《走向共和》的零星感想》，在我院《社科黨建》和《馬克思主義研究》上發表《歷史電視劇<走向共和>宣揚什么歷史觀》的長文，分析這個電視連續劇違背歷史事實、違背唯物史觀的錯誤，給讀者以正確的引導。

　　最近的例子，是2006年3月1日在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復刊號上發表的《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國的歷史主題》。廣州某大學退休教授在1月11日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發表《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一文，全面否定我國中學歷史教科書，否定中國近代史領域一些正確的觀點，否定近代中國人的反帝斗爭，引起了讀者的強烈不滿。有關部門要求冰點周刊停刊整頓，這一舉措在臺港以及海外媒體產生強烈反效果。2月下旬，中國青年報約我寫稿，評論《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那篇文章。我本來不贊成那篇文章的錯誤觀點，以完成任務為己任，在一個星期以內完成了寫作和修改任務。發表后反映很好。我在文章中除了就第二次鴉片戰爭和義和團運動的具體史實駁斥了對方曲解史料而得出的錯誤觀點，還結合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結合具體史實，強調了用唯物史觀指導歷史研究的意義。

　　在這篇文章最后一部分，特別從歷史觀和方法論的角度強調唯物史觀不可動搖。我在這一部分里指出：“研究和解讀歷史，是非常嚴肅的事情。把研究和解讀所得用通俗的文字介紹給廣大讀者，更應該對社會、對讀者抱著非常負責的態度。歷史過程、歷史事實是怎么樣就怎么樣，并不能由人作任意的解釋，這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同時，歷史進程充滿矛盾的運動，復雜的事件是有各種各樣具體的事件組成的，我們在分析、研究歷史事件時不能把握盡可能多的史料，不能把事物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內，不能抓住歷史過程的本質方面，不能對歷史現象做出階級地、辯證地分析，我們就不能從紛紜的歷史現象中理出頭緒，把握歷史過程的基本規律。如果不尊重歷史事實，對歷史事實、歷史過程作任意的解釋，那就是歷史唯心主義。流行一種說法：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或者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或者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如果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有思想的人寫出的，上述說法有一定的意義。但我認為，當代人研究、撰寫歷史，還是要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用歷史主義的方法，觀察歷史現象，認清歷史發展本質，指明歷史發展的方向。如果寫成人人心中的歷史，則言人人殊，失去歷史的本來面目，如果拿這種歷史去教育青年，就會貽誤青年。”

　　新華網記者為這篇文章發了摘要通稿。國內的幾乎所有網站，國外的幾乎所有報紙都作了報道。當天香港有線電視臺記者采訪我，認為我的文章很平實，出乎他們的意料。我調查了頭三天網民的反應，支持的占到60%，反對的占不到40%。支持的人中，有人對文中提出唯物史觀不理解，甚至反感。2006年12月14日我在院報發表《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基本評價和方法論問題》，一個網上博克對我強調唯物史觀提出了強烈批評。我歡迎讀者的批評，我會在今后的研究中考慮他們的意見，但是，我認為堅持唯物史觀是正確的，對此我將樂此不疲，不會松懈。

　　2006年電視臺播出了《大國崛起》的電視劇，引起人們的關注，評價不一。這部電視劇，講述了九個國家在歷史上崛起的經驗，意在告訴觀眾中國要做這樣的大國。但是電視劇隱瞞了一個真相：即歷史上的大國崛起有一個共同的因素，就是對別國的侵略。《大國崛起》的總策劃在中國青年報發表長篇訪談，大談《大國崛起》的指導思想。他認為西方人發明了“妥協”的觀念，中國人只知道斗爭。他說：這部片子將來播放了以后，中國觀眾要能領會和學會兩個字，我們就功德圓滿了，那兩個字就是“妥協”。2007年初，我以《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與歷史學研究》為題，在人民日報著文，簡要闡述了我的見解，然后在學術刊物上發表長篇文章，結合英國、歐洲的發展經驗，分析了歷史上大國崛起的經驗教訓。我指出：人類歷史，不管東方還是西方，妥協與斗爭，往往是歷史場景中的兩個面。絕對不是西方只有妥協，中國只有斗爭。這就像革命與改良一樣，人們往往稱贊改良，不喜歡革命。其實，歷史上，革命與改良，也往往是歷史場景中的兩個面。有人以為，革命是少數人煽動起來的，完全是誤會。少數人的煽動是不可能制造出革命的。恩格斯說：如果不通過革命，就能達到無產階級的目的，共產黨人是最歡迎的。他說：“革命不能故意地、隨心所欲地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都是完全不以單個政黨和整個階級的意志為轉移的各種情況的必然結果。”（恩格斯：《共產主義原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9頁）這就是為什么痛恨、反對革命的階級和政黨可以延緩革命、不能阻止革命的發生的原因，也是歡迎革命的政黨和階級可以推動革命、不能隨意制造革命的原因。

　　在人類歷史上，不管西方還是東方，往往是斗爭以后出現妥協，革命以后，會有大規模的改良。國際條約，往往是斗爭以后的產物，或者是戰爭以后的產物。妥協與斗爭甚至戰爭，是緊密相連的。斗爭和妥協，革命和改良，都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難道西方只有妥協，沒有斗爭，只有改良，沒有革命嗎？現代國家的建立，除了“妥協合作的方式”就沒有別的了嗎？歐美國家內部的階級斗爭與革命，各國之間的戰爭，兩次世界大戰，殖民主義侵略與殖民主義體系的建立，都是血淋淋的歷史。就是現今的世界，也是既有合作和妥協，也有不合作和不妥協。美國要打伊拉克，聯合國反對，聯合國斗不過美國，只好妥協。歷史的面像，不止一面，往往是兩面甚或多面，只說一面，是片面的。放棄了歷史唯物主義指導，以偏概全，就說不出歷史的真相。

　　2009年初，人民日報為了深入回答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密切相關的重大理論問題（即“六個為什么”），邀請學者撰寫文章，從指導思想、經濟制度、政治制度、發展方向等方面闡述六個為什么所提出的問題。我應邀撰寫了《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是歷史的選擇》一文，在人民日報發表。我從近代中國歷史的演變、近代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發展、近代國際環境和民族危機的影響以及廣大人民群眾的態度四個方面，論證了近代中國歷史的發展使中國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這一選擇，為當代中國的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文章發表后，引起讀者關注，網民發表了不少意見和商榷。此后，我應人民日報要求，以回答網民商榷的方式進一步作了闡述。我還就這個問題做了延伸研究，在《當代中國史研究》發表長文，進行系統論述。

　　為了紀念中國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我還應邀以中國史學會名義撰寫長篇文章，人民日報在2009年9月1日發表，這篇文章題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偉大歷史意義》。這篇文章運用唯物史觀，把1949年以后的中國與1949年以前的中國做了對比，從歷史坐標、國家的空前統一、奠定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確立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開啟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新紀元等幾個方面闡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改變了中國歷史發展的方向，深刻影響了世界歷史發展的進程。這篇文章，中宣部《黨建》雜志、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辦公室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分別予以轉載。

　　我還有一個機會直接面對臺灣地區的歷史學者宣講唯物史觀。臺北出版的《歷史月刊》，在1998年是創刊十周年，編輯部打電話我，要我給該刊撰文，紀念創刊十周年。我了解到該刊發表我的文章，什么話都可以說。我從1990年開始與臺灣學者接觸，1992年5月率團最先赴臺出席學術活動，對臺灣學者有一定了解。我知道他們一般對我們所說的唯物史觀采取不理睬甚至敵視態度。我決定直接向該刊的讀者宣講唯物史觀。這年《歷史月刊》二月號發表了我寫的《關于中國近代歷史發展規律的認識和對若干史實的解說》的長文（1.6萬字）。我在這篇長文中系統解說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結合這個原理對近代中國的若干歷史事實，包括帝國主義侵華問題、洋務運動問題、辛亥革命問題、孫中山學說（特別是三民主義）問題、資產階級歷史作用問題、三大政策即“聯俄、聯共、扶助農工”問題，等分別給與了解說。其后，中央研究院張玉法院士、該院近代史所前所長陳三井研究員告訴我，臺灣地區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主流學者大概都看過了這篇文章。著名的民國史專家蔣永敬教授在他的文章里還征引了我的文章。1999年，我隨同李慎明副院長訪問香港科技大學，也以這個題目對該校社會科學院的教授們發表了演講。臺灣、香港地區的學者大概不會公開接納我的觀點，但是，他們讀過了我的文章，不會完全不產生任何影響，迄今未見他們的反駁文章，則是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