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的學術和事業

　　1978年至今，已經過去了三十三年。總起來講，33年中，我在學術和事業方面盡管不很滿意，還是做了一些事情，下面做一點概略回顧。

　　在學術方面：

　　第一件，參與了劉大年先生主持的《中國近代史稿》1-3冊（1978-1984年出版）和4、5冊（未完成）的工作，負責組織稿件、整理書稿、核實注釋、圖片搜集和編制附件以及聯系出版，完成了《中國近代史稿地圖集》（1984年出版）的編繪和《簡明中國近代史圖集》（1984年出版）的編撰，受到了參與通史類著作編撰的工作訓練，初步奠定了學術基礎。我記得《中國近代史稿地圖集》出版后，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譚其驤教授寫信來表示祝賀，本所民國史研究室主任孫思白教授對我說，這本書的出版奠定了你在學術界的地位。

　　第二件，做了若干涉及太平天國史、義和團歷史、辛亥革命史、留學生史、皖南事變歷史以及中日關系史的專題研究，發表了若干篇學術論文，為相關研究領域留下了若干鋪路石子，可以留作后起的研究者參考。這些學術論文，如《應當如何看待義和團的排外主義》、《也談外國侵略與近代中國的“開關”》、《湖北軍政府“謀略處”考異》、《湘軍在安慶戰役中取勝原因探析》、《試論辛丑議和中有關國際法的幾個問題》、《孫中山社會主義思想研究評說》、《略論中國共產黨與近代中國農民戰爭》、《論黃興對武昌首義的態度》，《歷史和現實：“一國一制”和“一國兩制”研究》、《析黎庶昌<敬陳管見折>》、《孫中山“社會革命”說正義》、《一個蹩腳的文字游戲－與王曉波教授商榷“不完全繼承的理論”》、《論臺海兩岸暫時分離的由來－－評臺灣當局“臺海兩岸關系說明書”》、《論皖南事變之善后》、《試論孫中山民生主義的真諦》、《中國留日學生與祖國的歷史命運》、《“告別革命”說錯在哪里？》、《近年來中國近代史研究中若干原則性爭論》、《關于中國近代歷史發展規律的認識和對若干史實的解說》、《居澳葡人“雙重效忠”說平議》、《民國史研究的現狀與幾個問題的討論》、《試論當代中日關系中的歷史認識問題——簡評《中日接近和“外交革命”發表引起的“外交新思考”問題》、《試論毛澤東的歷史觀》、《走向民族復興的重要標志——論抗日戰爭勝利的歷史意義》、《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特點與轉折》，等，至今讀來，尚不覺落伍。這些論文，分別收集在《追求集--近代中國歷史進程的探索》、《東廠論史錄—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評論與思考》二本論文集中。

　　第三件，在香港史、澳門史、臺灣史以及中日關系史方面，撰寫了一系列文章和論文。目前正在組織力量進行臺灣歷史的研究，《臺灣簡史》已經出版，大約100萬字的《臺灣史稿》正在進入結項。

　　第四件，為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的發展做出了探索，發表了一系列論文，貢獻了個人的綿薄之力。2008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我個人的文集《張海鵬集》，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文集之一。這本文集中編入了我在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方面的探索與思考。2009年，我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國近代史和中國現代史分期問題》，在《歷史研究》發表了《60年來中國近代史學科的確立和發展》，在《近代史研究》發表了《60年來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有關理論與方法問題的討論》等論文，進一步從理論和事實的角度總結了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問題。這些文章，正在受到學術界的重視。我和我的學生龔云合著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我和我的另一學生趙慶云合著的《試論胡繩的中國近代史研究》、《試論劉大年的中國近代史研究》、《論牟安世先生的中國近代史研究》，都可以算作探索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的作品。我探索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的心得和主張，體現在1999年出版的《中國近代史1840-1949》和2007年出版的《中國近代通史》上。

　　在事業方面：

　　第一件，我從1988年9月擔任副所長，1993年1月擔任所長，到2004年7月被免職，有16年擔任近代史研究所負責人，在治所方面，投入許多精力。無論是學科的調整與建設、圖書館建設、所刊的建設，都曾有所著力。在治所的經歷中，有一點尚可值得提出的，是通過國際學術討論會的組織，開拓了近代史所的國際學術聯系和廣泛的國際學術交流空間。這一點與改革開放的時代大背景有關，也與我個人的努力有一點關系。在1990年前，近代史所基本上沒有以本所名義召開過國際學術討論會，那時候召開會議大多以中國史學會名義，近代史所承辦。1990年是近代史所建所四十周年，在我的推動下（那時候所長王慶成先生在美國訪問一年），以本所名義召開了近代史所建所四十周年的國際學術討論會，會議定名為“近代中國與世界”，國內外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學者名流幾乎都應邀出席，臺灣學者第一次出席了在大陸召開的學術討論會。1991年9月，以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與遼寧社科院名義，在沈陽召開了九一八事變6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我作為大會秘書長，是實際的組織者。1992年6月在北京與臺灣師范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舉辦以孫文思想與現代化的學術座談會，這是兩岸學術單位第一次聯合舉辦這樣的學術會議。1993年1月在北京與美國華人學術團體聯合召開了近百年中日關系國際學術討論會。1994年1月在杭州與臺灣師范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聯合召開了“孫逸仙與儒家人文精神”學術討論會。1995年6月，近代史所承辦瞿秋白就義60周年紀念暨學術討論會，我任秘書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劉華清出席開幕式。會議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與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黨史研究室、江蘇省委聯合主辦。1995年12月，我在珠海主持香港史研究現狀與前景學術研討會。1997年12月，近代史所與香港大學聯合在香港舉辦“香港歷史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1998年9月，我作為社長主持了《抗日戰爭研究》雜志社主辦抗日戰爭時期的汪精衛與汪偽政權研究學術座談會，臺北《近代中國》雜志社協辦。1999年12月31日-2000年1月3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北京小湯山舉辦“1949年的中國”學術討論會，海內外學者80人出席。2000年9月，在順義區怡生園舉辦第二屆近代中國與世界國際學術討論會。2001年9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在北京舉辦的“‘九一八’事變與近代中日關系”國際學術討論會。2001年10月，本所與華中師大等在湖北省咸寧市召開北伐戰爭暨汀泗橋賀勝橋大捷七十五周年學術研討會。2002年8月，本所與澳門中西創新學院在北京九華山莊召開“中國民國史（1912—1949）國際學術討論會”。在我任內，差不多每年舉辦一次國際學術討論會。這些會議，為近代史所與世界各地學者建立了廣泛的學術聯系。以上這些會議的經費，來自于美國、日本、臺灣、香港、澳門各地，大多數是由我來籌措的，我為此花費了大量時間和精力。

　　第二件，探索了在近代史研究所培養青年學術研究人才的路子，形成了通過所內青年學術討論會督促、培養青年學者成長的形式。這已被公認為是一種成功的模式，引起了俄羅斯和美國學者的注意和評價。從1999年起，這樣的會議每年一次，至今未停。同時推動在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瑥膶？殉龈鞣N專著看，作者多為中青年學者，他們的學術貢獻已經引起了學術界的重視。

　　第三件，組織推動并主持編撰了《中國近代通史》十卷本，完成了本所建所之初范文瀾所長、劉大年所長一再倡導的出版一本完整的中國近代史專著的夙愿。范文瀾所長的《中國近代史》只寫到義和團，劉大年所長主持的《中國近代史稿》三卷也只寫到義和團。《中國近代通史》550萬字，是第一本這樣篇幅的近代通史，是打通了1919年，起始于1840年，終結于1949年的完整的中國近代通史，集中了近代史所的學術精英，反映了目前國內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總的水平，出版后得到學術界和出版界廣泛好評，2010年12月榮獲第二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圖書獎，2011年1月榮獲第七屆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科研成果獎二等獎。

　　第四件，協助劉大年和白介夫，推動了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和《抗日戰爭研究》雜志的成立。1990年，在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胡喬木提議下，劉大年、白介夫商議成立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具體組織、策劃工作由我承擔。1991年1月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正式成立，劉大年任會長，白介夫任執行會長兼秘書長，我擔任副秘書長。以抗戰史學會名義創辦《抗日戰爭研究》學術刊物，1991年發行創刊號，以我為主編。2004年，我始辭去這個學會和刊物的一切職務。抗戰史學會和《抗日戰爭研究》對于推動國內抗日戰爭史研究，起到了一定作用。1980年，我接受丁名楠先生的委托，在推動中國義和團研究會組織方面做過一些工作。1984年義和團研究會成立時我擔任秘書處常務秘書。1987年，我主動辭職。2007年我被推舉為義和團研究會理事長，在這一職務上，推動了2010年義和團運動11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的舉辦。

　　第五件，推動中國社會科學院中日歷史研究中心的成立和運作。1995年中日戰爭結束50周年之際，日本國會通過了村山富市首相提出的中日歷史研究的計劃，中日外交當局之間做了長時間的溝通。我國外交部向中國社會科學院提議，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建立對日歷史研究的窗口，我院尚未定議前，外事局征求我的意見，我提出了非常積極的建議，推動了這一提議的決定。1998年，我院成立中國社會科學院中日歷史研究中心，以當時的院黨委書記王忍之為主任，郭永才、何秉孟為副主任，我也忝列副主任。我還策劃推動了十人專家委員會的成立，專家委員會召集人是劉大年，1999年底劉大年去世后，我成為召集人。這個委員會在國內實行招標制度，推動了國內抗戰史的研究；對日本，日中友好會館下面成立了日本方面的評議委員會，以著名經濟學家隅谷三喜男為座長。中日雙方的專家在1998-2003年期間進行了較好的合作，雙方隔年互訪，對改善中日學者間歷史問題的認識不無助益。

　　第六件，推動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史研究中心的成立和運作。2002年，在李鐵映院長、朱佳木副院長大力支持下，組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臺灣史研究室，組建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史研究中心，推動了所內和中國大陸的臺灣史研究，為臺灣歷史研究的學術發展，也為服務于祖國統一事業略盡綿薄之力。2004年開始，以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史研究中心名義，召開了多次臺灣史學術討論會，吸引日本和臺灣學者與會，出版了會議論文集，使臺灣史研究中心產生了學術和政治影響。

　　第七件，1998年被選為中國史學會副會長，2004年被選為中國史學會常務副會長，2009年4月被選為中國史學會會長，在團結全國史學工作者，推動中國史學會的國際學術合作等方面起到了一些作用。2010年8月在阿姆斯特丹國際歷史科學大會期間，申辦在中國舉辦國際歷史科學大會成功。目前正在推動在2015年在中國舉辦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工作。

　　第八件，我從2003年起擔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兼歷史學科評議組成員、召集人。在這期間，參與了對高等學校學位問題的討論和決策，在參與學科目錄調整中提出了一些建議，發揮了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