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 術 自 傳】

學術人生——我的理想與追求

　　序 言

　　我今年已近73歲了，諺曰：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請自己去。看來我的年齡已經到了可與閻王對話的時候了。回顧一下自己一生來歷，也是一件趣事，也就靦腆寫來，不顧是否合適了。

　　一.我的求學經歷

　　我出生在1939年5月，那正是抗日戰爭進入艱苦的相持階段的時候。我的父親告訴我，日本侵略軍曾到過我的家鄉。比我大兩歲的同鄉還記得這一點。我似乎沒有留下印象。我的家里很窮，父母是農民，兼做一點小熟食生意，以維生計。聽父親（1896年出生）講，大革命時期，漢川縣一帶是農民運動發展很好的地區。1927年，我的母親懷著我的哥哥（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 張海濤）到附近馬口鎮游行，高呼打倒列強的口號。那年我哥哥出生了。蘇維埃運動時期，我父親也參加了。解放初，我的伯父（1887年出生）告訴我，他們早已知道朱毛和紅軍。我的大姑媽（1875年出生）卻說，她不知道辛亥年武漢發生的起義。1946年，我上了私塾，讀了一年。1947年，族人們出資辦了一所漢川縣私立兩銘小學校，就辦在張氏宗祠里。我從私塾轉到小學校，讀二年級。

　　我的家鄉距離漢口不過50公里。1946年以后，時局不靜。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也反映到這個窮鄉僻壤。經常有國民黨的地方部隊、鄉公所保丁到鄉下騷擾，有所謂“盜壇隊”四鄉橫行劫掠。鄉下人一聽到狗咬，就知道出事了，趕快來拉著兒女“跑反”、逃難。我也經歷過多次這樣的逃難。記得有幾次半夜，父親把我拉到菜園里，躲在草叢中，匍匐地下，大氣不敢出一聲。大約1948年，我的家鄉還駐扎過一支美式裝備的國民黨軍隊，我們上學路上最怕他們的軍犬。這支部隊雖是美式裝備，紀律并不好，在小店里吃東西不給錢是常事。

　　1946年，某日，家鄉人張印譜（共產黨員，解放后當過武昌紅星面粉廠廠長）帶領鄉人繳了一群來鄉下收稅的鄉丁們的槍，引來強烈的報復，國民黨軍人包圍了我的村子，往房頂上放了稻草，準備焚燒。氣氛極為緊張。記得我家大門緊閉，母親把我們籠在懷里，一聲不吭，似乎在等待著最后的時刻。據說經過更上層的交涉，算是免除了這場災禍。

　　這一年，我的母親聽說在外當學徒的哥哥跟著共產黨走了。有一天夜里，她拉著我的手匆匆忙忙摸黑到一個地下交通站人員家里，打聽情況，急沖沖說要叫一匹馬到漢口去，把哥哥拉回來。地下交通告訴她，已經不知道他在哪里，不得不作罷。我的母親就在這年去世了。

　　1948年，鄉人稱作“老四”（即新四軍，實際上是中共的地方武裝人員）的人，半夜把住在我家附近的鄉丁繳了槍，還砍死了兩人，尸體就放在我家門前右邊。我早上起來就看到了。

　　1949年5月，未經戰事，武漢就被解放軍解放了。但是我的家鄉卻小有戰事。父親帶著我和我的姐姐、妹妹逃難途中，還在回頭看炮彈落在哪里，據說鄉人有人受了傷。解放軍還在家鄉挖戰壕，我們跳到戰壕里幫忙。

　　這時候，我滿了十周歲，迎來了解放。

　　我所讀的這所私立小學，來往任教的老師都是有進步思想的。我記得唱過的歌曲，都是進步歌曲。著名的革命作曲家漢川人宋揚做的《讀書郎》，《古怪歌》，還有一首《山那邊呦好地方》，幾乎天天都在唱。

　　1950年，我讀五年級。同學中有一位張江普讀六年級，他要報考初中，鼓動我和另一位陪他考。張江普考上了，我們兩人榜上無名。1951年我小學畢業。那時候家里很困難，我在五、六年級都買不起課本，同桌一位名叫提啽，家里是地主，在漢口還有不小的生意（張吟秋，大革命時期的中共黨員，解放后是武漢市政協常委）。我與提啽共一套課本。我考上了初中，提啽落榜。我所上的中學在馬口鎮，名為湖北省立馬口中學，是省里的重點中學。這所中學離家鄉15華里，每周六下午回家，周一早到校。

　　1951-52年，漢川縣土改工作鋪開。我大體上了解了家鄉土地改革的進程和農民的情緒。土改工作隊成員有大學教授，多是知識分子。土改期間，鎮壓反革命，斗爭惡霸地主，分浮財，分田分地，這些過程，我未曾親自參與，但都親眼所見。我家分到了兩畝水田，一點浮財（一只舊皮箱），還有一間房子。

　　1954年7月，我從馬口中學初中畢業，考取了湖北省孝感高級中學。畢業前夕，空軍部隊到馬口中學招考空軍地勤人員，許多同學報名。我也想報名，第一關就被淘汰了，身高不夠，我那年身高只有139公分。我的一位同鄉同學被錄取了。1954年是湖北的大災年，從春到夏，一連下了三個月大雨。長江水漲空前，為了保護武漢市安全，省政府把漢水大堤炸開了，漢川、漢陽、天門、沔陽、洪湖等縣一片汪洋。我的家鄉完全成了澤國。父親帶著妹妹和伯父一家搬到了數里遠半山坡的一戶人家暫住。到了九月，大水還沒有退盡。那年我滿了15歲。家里無錢，沒有路費，四處汪洋，不知道如何去孝感上學。過了報名期，我也就不想它了。這樣，我回家當了農民。那時候還沒有知識青年下鄉當農民的說法，從報上得知，那年全國初中畢業回家當農民的大概只有幾個人。

　　1954年8月——1956年8月，我在家鄉當了兩年農民。兩年中，我從父親學會了種田的基本知識，插秧、割谷，樣樣都做得不錯；到十里外的垸子打草、割柴、拉纖，踏雪到鄉公所領救濟糧，等等，充分體會到了農民的艱辛。兩年中，有兩件大事令我印象深刻。一是參加修筑水利工程，一是參加互助合作運動。水利方面，先是參加了漢川縣南河鄉南屏垸，開挖新河，大約一個月。這一個月，煉成了我的肩膀和腳板。那時挖河，沒有任何機械，全憑雙手、雙肩和雙腳。接著在1955年到沔陽縣參加杜家臺水利工程。這是湖北省的重點水利工程。這項工程是在漢水南沔陽縣境內杜家臺建一座分洪閘，閘后挖一條長21公里分洪道，再建一個分洪區，工程目的是為了減輕長江、漢水漲水壓力，也為了武漢市安全。政府采取“以工代賑”辦法，各縣農民都參加。我家鄉的一支挖河隊伍在公明山工地干活，住在大棚里，吃的是工地提供的米飯和自帶的咸菜。河寬800米，開起工來，人山人海，處處吆喝之聲，極為壯觀。我在這里干了大約兩個月。

　　在工棚里，在微弱的燈光下，漢川縣來的干部傳達中央有關互助合作的文件，傳達了毛主席建立農業合作社的講話精神。鄉人討論是建立初級合作社，還是建立高級合作社，發言熱烈。有人主張，既然初級合作者還要發展到高級社，何必不一步到位呢？這種主張居然得到了多數人同意。所謂高級社，就是農田入股，耕牛等大農具入股，農民干活記工分。從公明山工地回到家鄉，就在原有三個互助組基礎上成立了新興高級農業合作社。復員回鄉軍人張明仁（華清）擔任社長，我擔任會計。一時群情昂揚，生產情緒很高，加上1955年秋季大豐收，老百姓對共產黨的政策頗有好感。

　　農業合作社成立以前，本村共有三個互助組，我在其中一個有12戶人家組成互助組擔任記工員。秋天棉花收成好，三家互助組各成立一家軋花社，替農戶把籽花軋成皮花。我在其中一家軋花社管賬。有人告訴我要建兩套賬本，我不以為然，堅持只建一套賬本。完稅時發現，另兩家營業額大，只完稅二十多元，我這一家營業額小些，卻完稅八十多元。我這才知道，做假賬，歷來都有。秋末，三個互助組聯合成立軋花組，擔任會計。

　　1956年，合作社一切正常。一些比我年長的同鄉人，力勸我繼續上學。我那年17歲，他們說跟他們一起種田，勢必把人糟蹋了，耽誤了前程。于是，我動了心。6月，我到漢川縣一中復習了一個月，與一位應屆畢業的同鄉睡在一個床上，共看一份復習提綱。我考上了湖北省孝感高級中學，那位同鄉考上了武昌金口農校。

　　1956年9月，我到孝感高中上學，被編在三班，這個班后來被命名為理想班，在學校是有點名氣的。1954年，孝感專區把馬口中學的高中部全部搬到了孝感，我一上學，孝感高中的老師幾乎都認識，原來我在馬口中學的同學也都在這兒，一下熟人很多。老同學抬舉我，在一年級下學期，我進了學生會膳食委員會，住進食堂，負責監督大師傅，慢慢打交道的人更多了。高二，我退出了學生會膳委會，在班里被選進班委會，先后擔任文體委員和學習委員。高中三年，除了正常的課堂學習外，還參加了不少勞動，參加了學校的大煉鋼鐵。學校在孝感城郊種了田，1958年冬深翻土地，一下挖了一米深。很快就知道，這種深翻是不科學的。又在環河外種了田，請一個生產隊王隊長作指導。1958年孝感朋興鄉全國勞動模范官木生水稻畝產超萬斤，縣委大墻上貼了喜報，人民日報頭版有報道，我曾約幾個同學前往參觀。后問學校勞動基地王隊長，王隊長把嘴一撇說，把土挖起來也沒有那么多。這是一個真正農民的看法。

　　1959年7月高中畢業，我考上了武漢大學歷史學系。畢業前夕，我被批準加入共青團。也是畢業前夕，空軍到學校招飛行員，我和許多同學一樣報了名。那時青春涌動，很想從軍。我被淘汰了。國家實行義務兵役制，又規定高中生免服兵役，考上大學就沒有機會當兵了。后來知道，幾乎沒有一個人被錄取。又，學校遴選留蘇學生，此次全校未選中一人。因這時候，已進入三年困難時期，也許是營養不良所致。

　　我在初中一年級學了英語，二年級轉學俄語。高中三年也是學俄語。自以為俄語尚可。那時候我從書店訂閱的蘇聯出版社會科學系列小叢書，大體上都可以看懂了。我是抱著強烈的愿望，指望可以考上外語系，所以，前三個志愿填的都是外語系，第四個志愿是歷史系。不巧，還是被歷史系錄取了。

　　武漢大學是一所非常知名的綜合大學，五年期間，校長都是黨的一大代表李達。記得每年新年半夜12點一過，李達校長就在廣播里致新年祝詞。聽罷新年祝詞，同學們歡慶新年，有時通宵達旦。歷史系系主任是著名的世界史學者吳于廑。黨總支書記，先是老紅軍李煥潮，后是世界史教研室教師李梓楠。歷史系安排兩門通史課，世界通史是吳于廑先生主講，中國通史是唐長孺先生主講。另外，汪貽孫先生講中國近代思想史，姚薇元先生主講中國近代史。王宗華先生主講現代革命史。彭雨新教授講授中國近代經濟史。張繼平副教授主講世界近現代史。施子瑜副教授講西方史學史。石泉副教授講歷史地理。吳于廑、張繼平、施子瑜都是從美國拿了博士學位的。老教授還有李劍農、譚戒甫、曹紹濂等。李、譚二先生年老體衰，已經不上課了。曹先生被錯化成右派，在歷史系資料室整理資料，也不能上課。那時候，剛剛過了1958年的教育革命，提倡老教授上課，我等適逢其會，深受教益。

　　大學期間，有幾件事還記得：

　　一、出席過學校的一些重要會議。1960年4月，作為“優秀學生”出席了武漢大學群英會。1962年五四青年節，被評為歷史系模范團干部，同時擔任甲班班長。1963年2月，出席共青團武漢大學委員會主辦的全校第三屆團員代表大會。我代表歷史系團員就加強對青年以階級和階級斗爭為中心的共產主義教育問題作大會發言。3月，作為班里選出的學生代表出席武漢大學第十五屆學生代表大會。1964年，我作為學生代表，參加了接待以甲斐靜馬為團長的日本亞非團結委員會訪華代表團對武漢大學的訪問。

　　二、學習方面。可以記述的，有如下數事：1960年6月，學習了《列寧主義萬歲》三篇文章后，一時心動，寫出《論戰爭與和平》一文，寄給了北京《紅旗》雜志編輯部，未見下文。年輕人幼稚，與此可見。一年級下學期到二年級上學期，被指定參加歷史系組織的教學改革、大編講義的活動。我參考了蘇聯科學院《世界通史》等書，編寫克里特、邁錫尼古代社會勞動人民在生產斗爭中的成就和社會處境部份講義稿。總體上講，大學生撰寫講義的活動是不成功的，但我個人在活動中讀了一些書，思考過教材大綱和教材體系問題，受到了一定的鍛煉。1961年11月完成《關于太平天國革命性質問題》讀書札記，作為課堂作業。姚薇元教授批道：“能詳細參考史料，發揮自己見解，表現了獨立鉆研的勁頭和能力。但本題枝蔓較多，文章結構不緊。” 1963年撰寫學年論文，題為《試論秦漢之際的游俠》，指導老師趙婷評為4分。寫成《讀普魯塔克〈梭倫傳〉心得》，作為外國史學史讀書筆記。這篇札記的結尾說：“總之，從《梭倫傳》看來，普魯塔克主要是道德論家，而不是歷史家。它賦予編造故事的才能，卻無視歷史的真實。他根據自己的道德觀引申出一系列的故事來，又從故事中隱喻了自己的道德觀。它有時通過故事的敘述說明自己的觀點，有時夾敘夾議，有時則長篇大論。因此從歷史學的角度來讀他的著作是困難的。如果我們不對普氏的時代背景有所了解，不參考其它史學著作來了解前代歷史，我們會對《傳記集》遇到魚目混珠的困難，分辨不清哪些是歷史的真實，哪些是普氏的偽托。這種情況，正是初學讀史的困難。”吳于廑先生批道：“有見解，有發現問題的能力，文字表達也清楚確切。望在此基礎上努力精進。”又完成《關于均田制的幾點想法》和《從舊史學看史學的階級性》兩篇讀書筆記。這年10月，系里指定唐長孺教授為我的畢業論文指導教師。唐先生出的論文題目是《北齊政權的評價》，唐先生指出：歷史研究的方向是做社會制度史的研究。同月，決定報考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侯外廬的研究生，開始閱讀侯著《中國思想通史》、范著《中國通史簡編》和郭著《中國史稿》。1964年2月，經歷史系黨總支推薦，報考北京外交學院研究生班。據說，外交部和教育部聯合通知，外交部長兼外交學院院長陳毅將在外交學院辦兩個研究生班，每班30人，為未來外交戰線培養外交人才和國際關系方面理論研究人才，要在全國重點文科大學中招收學生。我原已報名參加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生考試，已經把侯先生所著《中國思想通史》讀完一遍，已辦理了準考手續。臨考試前大約一個月，黨總支通知我，要我放棄報考侯外廬，轉而報考外交學院。考試結束后，許多同學前來祝賀。考試過后，我感到時間緊張，原定畢業論文題目《北齊政權的評價》不想做了，歷史系同意我翻譯一篇論文。世界近現代史教研組指定了2003年第6期蘇聯《近現代史》雜志上一篇論蘇美建交三十年的文章，作者依斯拉愛梁Исраэлян。我用一周時間翻譯完畢，世界史教研室老師評了5分。系里總支書記認為這是蘇聯修正主義的文章，需要消毒，要我寫一篇批判文章。1964年5月，我完成《蘇美外交關系的歷史與現實》的畢業論文。隨后改題為《試論蘇美建交的原因》，寄給了北京《歷史研究》編輯部。我后來知道，編輯部收到了此文，近代史所余繩武、王學莊看過此文，副所長黎澍似乎也很高興。當然，此文最終未能發表。

　　三、在校期間，列席辛亥革命50周年學術討論會，還聽過若干知名學者的學術報告。1961年10月，有幸與同學數人前往漢口武漢市人民委員會禮堂，列席中國史學會與湖北省哲學社會科學聯合會聯合主辦的“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學術討論會”。開幕式上在主席臺就座的有：吳玉章、范文瀾、李達、呂振羽、吳晗、白壽彝、邵循正、黎澍、李新以及辛亥老人李書城等。武漢大學校長兼湖北省社聯主任李達致開幕詞，就史學界對辛亥革命歷史的研究做了評述，特別指出，湖北學者要加強對湖北辛亥革命歷史的研究，要回答為什么辛亥革命要在武昌首義。中國史學會副會長吳玉章代表中國史學會講話。他首先講到辛亥革命歷史的研究，然后講到研究歷史，要鑒別史料，對文字史料固然要審訂，對回憶錄和訪問記也要嚴加核實。因為歷史事件的參加者不是歷史家，他們只能敘述歷史，不能正確地認識和評價歷史。在甄別史料的基礎上，要有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要有科學的態度和老老實實的治學作風，只有這樣才能寫出信史來。吳老講話后，開始論文報告。此前，武漢大學歷史系曾舉辦紀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學術報告會，汪貽蓀教授做了《辛亥革命時期的資產階級與農民問題》。

　　會后，學校邀請了來漢的歷史學家范文瀾、呂振羽、吳晗、白壽彝、黎澍先生給研究生作報告。范老認為王朝名稱是學習歷史時很好的符號，何必硬要打倒呢？還談到了帝王將相與歷史上的民族戰爭問題，指出元朝和清朝歷史都必須重新估價。呂振羽主要談學習和研究歷史為什么要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說明了毛澤東思想在中國產生的歷史背景和必然性。他認為，以這樣悠久的歷史和文化，以這樣豐富的革命斗爭和階級斗爭傳統，不產生毛澤東思想則是不可理解的。他說：我們有毛澤東思想這樣發展為當代的馬列主義的武器可供你運用，我們有豐富而龐大的歷史文獻可供你采擇，如果你是一條魚，那你就如進入了水的世界；如果你是一只鳥，那你就如同進入了無邊的蒼穹。真是天空任鳥飛，海闊憑魚躍。你是英雄，就請你顯武吧。吳晗報告主要講歷史知識普及問題。歷史系指定我和其他兩位同學記錄呂振羽的報告，由我負責整理成文，送交歷史系存檔。

　　1962年起，還聽過北京大學哲學系馮友蘭教授報告《關于孔子的哲學思想的階級性及其社會作用》，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吳則虞先生有關王充與論衡的學術報告，《紅旗》雜志編輯關鋒關于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幾個問題的報告，《哲學研究》主編林聿時關于哲學史方法論的報告，譚戒甫教授關于先秦諸子和研究方法的報告，吉林大學金景芳教授作關于井田制、宗法制度和中國思想史中的幾個問題的學術報告，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副所長呂叔湘作“青年語文工作者的修養問題”的學術報告。通過這些學術報告，我受到了哲學社會科學各學科領域的學術熏陶，認識了當時一批著名學者。

　　四、還聽了幾個重要的政治報告。1961年9月，正是三年困難時期，學校邀請湖北省省長張體學報告。張體學說：三年來，農業生產大受損失，連年減產，去年全國只收了糧食2700億斤，棉花2600萬擔。今年災情比去年嚴重，但產量可能比去年略高。1958年以前每年出口100億斤糧食，庫存400億斤。1959年后，每年進口糧食100億斤。我們明年一二月份可能吃進口大麥。湖北再安排災區500萬人民生活后，城市人口尚缺一億斤糧食，所以明年五月可能要吃豆餅。工業方面，重工業是煤的問題，輕工業是原料問題。如果天時順利，二年內我們就可以改變局勢。我們必須認清困難，準備以三五年時間度過災荒，爭取國民經濟大好轉，人民生活大提高。張體學指出：困難對青年人是大考驗，青年人必須從困難中鍛煉自己。他勸大學生好好考慮當前困難，要有充分信心克服困難。想通了，發奮讀書，想不通就不要想，自有共產黨來安排。大學生讀書是第一要務。這樣的政治報告，對當時武漢大學的師生好像是一場及時雨，是很起作用的。在校期間，我們吃過進口雜面，吃過紅薯干，似乎沒有吃過豆餅。1964年年初，武漢大學黨委書記朱劭天向全校教師和文科四五年級學生傳達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會第四次擴大會議，傳達了國家主席劉少奇關于國際形勢的講話，傳達了國務院副總理薄一波關于國內經濟形勢的報告，傳達了周揚關于反對修正主義的講話。其它的，還聽過許多時事報告。這些報告，對當年的大學生了解國內外形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