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結束語：體會與感悟

　　我進入工作單位，有幸在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范文瀾、胡繩、劉大年等同志領導下工作，不僅讀它們的著作，而且親炙他們的教誨。在他們棄世前后，我曾撰文闡述他們在中國近代史領域的開拓之功，特別是他們在史學研究中開創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的先驅作用。我在撰寫有關范文瀾、胡繩、劉大年、呂振羽等前輩史學家開創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史學研究功績的時候，也是一種自我的學習，督促、鼓勵自己努力沿著這些前輩史學家開創的道路，繼續前行，不能動搖。這些文章的發表（包括一些網站特別是大學網站的傳播），我想對我國年輕一代的學者會有一些好的影響。

　　前賢范文瀾先生，主張做學問要有坐冷板凳、吃冷豬頭肉的精神，要有“等富貴如浮云”的精神；前賢羅爾綱先生提出先讀四十年書，然后再來寫文章。這些是成為學術大師的必備條件。我甚心向往之。但是我未能做到。現在的時代條件變化了，整個世界運轉的速度大大加快了，先讀四十年書再來做學問的時代氛圍不存在了。但是“二冷”精神還是要繼承的。社科院要創造一種氛圍，讓有志成才的年輕學者有可能坐冷板凳。沒有坐冷板凳的精神，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是出不了學術大師的。

　　近代中國的歷史進程告訴我，中國只有堅持社會主義的方向，中國才能復興；中國只有堅持中國共產黨主張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中國才能前進。所以，在學術事業中，在歷史研究的實踐中，我堅持只有遵循唯物史觀的指導，我們的學術研究事業才能更為客觀，更加科學，更符合歷史事實。要認清人類歷史發展的方向，要揭示人類歷史前進的規律，只有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最具有指南針和解剖刀的意義。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觀，在這個問題上都顯得軟弱無力。迄今為止，所有的歷史事實，都未能證明對人類社會歷史的唯心主義解釋是符合客觀歷史事實的。所有的歷史理論都不能取代歷史唯物主義的人類社會歷史的認識。我們當然應該注意吸取能夠正確解釋歷史和社會現實的各種思想、學說和理論，但是，只有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唯物史觀的指導，堅持學術上百家爭鳴的方針，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事業的發展才能更為平穩、扎實和繁榮。

　　但是，我并不主張在學術研究實踐中到處引用馬克思主義的只言片語。我主張學習唯物史觀的基本理論，努力領悟唯物史觀的方法論意義，在研究實踐中，在百家爭鳴中，運用這種方法論做解剖刀，去辨識歷史事實，開拓學術視野，建立自己的學術觀點。我撰寫的學術論文，都是努力學習這種方法論，努力實踐這種方法論的指導。當然，這不是說已經做得很好了，只是說一直在努力中；當然這種努力是無止境的，生命有日，在學術活動中都要這樣去做。

　　研究歷史，關注現實，是我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基本態度。我寫過不少歷史與現實相結合的文章，有關臺灣問題、香港問題、澳門問題、中日關系問題，等等。我寫這些文章，并不是專門研究現實問題，而是為研究現實問題的人提供歷史資料，通過歷史問題的闡述加深對現實問題的理解。有時候，從現實得到啟迪，去研究歷史上的某個問題；有時候，從歷史中得到啟迪，去觀察現實中的問題。在這種研究中，始終要注意歷史和現實的結合。但是需要謹慎，因為歷史不等于現實。如果把歷史和現實混淆在一起，就可能出問題。

　　寫歷史，是寫過去的政治、過去的經濟、過去的文化，不是寫今天的政治、今天的經濟、今天的文化。過去的政治、過去的經濟、過去的文化不等于今天的政治、今天的經濟、今天的文化。這是歷史與現實的基本區別。司馬光著《資治通鑒》，是要讓最高統治者借鑒歷史上的經驗。從借鑒歷史經驗的角度說，歷史對于現實的意義，今天仍是這樣的。但是歷史對于現實，僅止于借鑒，提出更多的要求是不合適的。歷史為現實服務，不是說為現實政治作簡單地服務，所謂服務，是從借鑒歷史經驗的意義上說的。

　　寫歷史也不能用現實的需要改鑄歷史。今天我們在搞現代化，用現代化的框架改寫歷史是不行的。今天我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放棄了“階級斗爭為綱”的路線，不能說歷史上就不存在階級和階級斗爭。今天黨中央提出建設和諧社會，我們在歷史書上也去構建一個和諧社會的形象，這是歷史書嗎？為了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我們今天強調社會穩定，難道我們要在歷史書上也強調社會的穩定嗎？當然，歷史上的確出現過某種和諧時期，或者出現過某種穩定時期，這些歷史時期如果對歷史的前進起過積極的作用，我們也要依據事實做出判斷，提出研究結論。總之，研究歷史，要依據一定的時間地點為轉移，不能簡單化。

　　黨中央賦予了中國社科院崇高的地位。中央要求把中國社會科學院建設成為馬克思主義的堅強陣地、哲學社會科學的最高殿堂和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思想庫與智囊團。這是黨中央對我們的一種期望，也是我們的努力方向和奮斗目標；也可以理解為中央對知識、知識分子的尊重。馬克思主義堅強陣地，當然是指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政治方向和學術理論方向。但是，它不能代替學術研究本身。所以提出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最高殿堂。所謂最高殿堂，應是指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在學術上要取得最重要的成果，要代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成就和發展趨勢。所謂思想庫與智囊團，從狹窄方面理解，應是指從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角度，為黨中央、國務院在處理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發展和國際關系事務的決策方面提供對策方案和中央決策所需要于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基本資料。因為社科院不是實際工作部門，在對策上不大可能提供政策上的執行方案，應該是運用學術上的基礎，提供宏觀思路和發展方向，當然也不排除實際生活中的對策方案。

　　從以上認識來說，我覺得我們社科院需要培養兩種人，一種人是“書呆子”，另一種人是戰略思想家。我認為，多數研究人員要成為“書呆子”，少數人成為戰略思想家。換句話說，多數人成為某一個問題研究上的專門家，少數人不局限于具體問題的研究，而具有廣闊的視野、宏觀的思維，上下古今，國內國外，無不涉獵。許多專門家及其學術成果形成了引領某個、某些學術領域前進的標志，始終處在學術研究的前沿。某個學科領域的戰略思想家則在某個或者某些學科的學科體系上做出創新性的思維，引領那個學科向著更高的水準、或者集成的高度發展。這樣的戰略思想家，小則，可以引領某一學科領域向著新的高度發展，大則，可以為國家和社會的發展提出具有前瞻性的戰略思維。我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要努力爭取黨和國家的支持，為這個堅強陣地和最高學術殿堂里年輕人才的成長創造更為合適的條件。

　　張海鵬

　　二〇一一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