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浙江大學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陳國權

　　十八大以來，隨著中央反腐敗力度的加大，一系列大案要案被查辦，諸如山西窩案、中石油窩案、發改委價格司窩案、湖南衡陽選舉案等，這些地區所呈現出的局部“塌方式腐敗”，發人深省。為了有效遏制官場類似“塌方式腐敗”的發生，必須首先揭示此類腐敗形成的內在機理。

　　“塌方式腐敗”呈現出高度組織性和嵌入性

　　所謂“塌方式腐敗”，本質上是一種系統性腐敗，“塌方”是對其“抓住一個、帶出一串、挖出一窩”特征的形象化表述。系統性腐敗是指一個組織出現多發性、關聯性的一種腐敗現象。偶發性腐敗的產生主要在于腐敗行動者的主觀成因，當其發現外部體制環境中的腐敗機會時而利用之。系統性腐敗的產生則與體制環境密切相關，腐敗案件多發易發且往往彼此關聯，呈現出高度的組織性和嵌入性。相比于偶發性腐敗，系統性腐敗的后果要更為嚴重，因為它不僅僅是某些權力的濫用或利益的侵蝕，而且對所在系統產生整體性的破壞，甚至導致其崩潰。

　　具體而言，一方面，“塌方式腐敗”高度組織化，腐敗主體往往緊密集聚、相互庇護，使得腐敗行為更為隱秘、更為頑固。這類腐敗往往規模龐大，不僅涉及多個層級，還可能橫跨多個部門；另一方面，“塌方式腐敗”不僅高度嵌入到所在黨政部門中，也可能會嵌入到國家、市場和社會的交叉領域中，并與其形成了某種共生關系。規章制度被踐踏，潛規則成為常態，導致腐敗成為某些領域維持運轉的必要構成部分。這類腐敗腐蝕了一些的領導干部甚至是普通公務人員，更嚴重的是，它還破壞所在黨政系統，使黨政系統難以正常運行。

　　以山西窩案為例，其成員規模之龐大、牽涉部門之眾多、貪腐金額之巨大、社會危害之嚴重，著實令人觸目驚心。按照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的表述，縱向看，從省到市到縣到鄉到村，都發生了嚴重的腐敗；橫向看，煤炭部門成為重災區，交通、國土等部門成為多發地帶，甚至連紀檢監察部門都難以幸免。山西的這種“塌方式腐敗”極大地破壞了山西省黨政系統的正常運行，扭曲了黨政部門及公職人員在維護市場秩序、保障社會公正等方面的行為邏輯。

　　腐敗與反腐敗是一個不斷博弈的過程。這些局部地區的“塌方式腐敗”反映出的是，盡管權力制約監督體制在不斷完善，但諸多可被利用或俘獲的空間卻依然存在。如何認識和遏止“塌方式腐敗”，已經成為我國推動法治化進程、鞏固執政合法性的緊迫任務。

　　賄賂行為的“裂變式擴散”與“腐敗同盟”

　　盡管對腐敗成因的討論眾多，但具體到什么原因導致某些地區或某個部門出現系統性“塌方”，還需要作進一步的剖析。在2009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健全權力運行制約與監督機制》的研究過程中，筆者曾提出腐敗裂變式擴散的觀點，并指出中國腐敗呈現出裂變式擴散形態，腐敗不再是偶發的、僅僅局限于基層的腐敗，而是在整個政治體制內不斷拓展的呈現結構化、組織化特征的系統性腐敗。十八大之后對一些地區“塌方式腐敗”的查處，可以說印證了筆者提出的對裂變式腐敗的分析和判斷，“塌方式腐敗”是裂變式腐敗擴散的直接后果。

　　腐敗作為一種非法的利益交換，賄賂行為是腐敗交換最直接的表現形式。一般而言，賄賂可以分為索賄受賄和行賄受賄兩種形式，前者是指國家公職人員主動向利益相關方索取賄賂的行為；而后者是利益相關方通過給予國家公職人員以財物來獲取不正當利益的行為。公職人員可能主動索賄，也可能被動地接受他人的行賄，索賄與行賄往往相互作用，彼此強化。其中，行賄還可以區分為私賄和公賄。私賄是指個人行為，利用個人財物來俘獲公共權力；而公賄則是集體行為，利用公共財物來獲取集體收益。在實踐中，公賄往往被披上了合法外衣，比如為了爭取項目而疏通關系。甚至在一些地方領導看來，這種“疏通”至關重要，不僅要送，還要敢于送、善于送。在私利與政績的雙重驅動下，賄賂不僅會發生在政府與企業、社會之間，更容易發生在政府系統內部，呈現出多維性和擴散性的賄賂，最終成為一種裂變式的擴散。綜合而言，賄賂行為的裂變式擴散導致系統性“塌方式腐敗”有多種形態。

　　腐敗風險的規避導致賄賂裂變式擴散形成腐敗同盟。對于腐敗行動者而言，賄賂行為不僅要實現利益擴張，還要規避暴露風險。兩者之間的動態平衡構成了賄賂行為裂變式擴散的內部動力。賄賂行為作為獲取利益的方式存在著兩種風險，即內生不互惠風險和外生暴露風險。為了應對這兩類風險，腐敗行動者將自身嵌入于多層次的腐敗網絡，形成攻守同盟。責任擴散、相互保密、功能互補使得腐敗行動者在獲得更高安全預期的同時，也獲得更強的利益獲取能力。腐敗行動者會尋求庇護者，主要是尋求組織中領導的庇護，通過與庇護者進行腐敗交換，實現利益共享，形成腐敗同盟。腐敗的非法性質決定了獲得其他行動者保護最有效的路徑就是讓保護者參與腐敗，腐敗同盟的形成使得保守秘密成為內部共識。

　　親情責任與人情債務導致親情群體演變為腐敗同盟。任何公職人員都嵌入不同的親情與人情網絡中而形成群體，而來自親情群體的親情責任和人情債務，有時會成為推動賄賂行為裂變式擴散的動力。親情責任指公職人員對親人擔負著某種保護性責任；而人情債務則是公職人員對恩人、朋友等熟人承擔某種報答性債務。當家人、親人涉入腐敗時，責任、人情等因素往往引導公職人員超越了道德與法律的邊界對他們進行庇護。家庭成員之間的相互庇護是當前群體腐敗的一種重要形式。人情關系本質上是一種結構化了的交換關系網絡，腐敗官員身處多重人情關系網絡中，背負各種人情債。而公職人員的“負債感”往往成為其腐敗的一種重要牽引機制，導致現實中局部地區發生系統性“塌方式腐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