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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志勇:基層改革面臨責任和權力、財力不匹配難題

  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基層改革、司法改革、“管控思維”、中國智庫、土地資產置換、文化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姜志勇:基層改革面臨責任和權力、財力不匹配難題】

  國家信息中心研究室姜志勇撰文指出,推動改革需要改革者具備相應的權力,改革者只能在自己的權屬范圍內進行改革,不可能超越自身的權屬范圍,尤其是在中央強調改革要在法治范圍內進行的情況下,改革者更不可能冒著違法的風險去進行改革。基層在推動改革方面,面臨以下困境。

  第一,責任與權力的困境。基層是一個責任大、權力卻很小的政府,很多問題都需要基層來承擔責任,但這些問題不少都是上級引發的,他們沒有權力去解決。在缺乏足夠行政權力和財力的情況下,基層的改革推動很難;第二,責任和財力的困境。按照現在的稅制,基層政府的財政來源很少,縣級的稅收基本都只夠人員工資,在這種情況下,基層缺乏履行責任的足夠財力。

  摘編自《北京日報》

  【丁偉:隊伍建設是決定司法改革成效的關鍵因素】

  上海市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主任、法學教授丁偉指出,推進司法改革需要有一支政治與業務素質過硬的司法隊伍。尤其是處于司法第一線的數量龐大的基層司法隊伍,在深化司法體制改革中更具有基礎性地位,基層基礎工作是否加強、基層隊伍積極性能否調動,是衡量各項制度是否真正落實、司法體制改革是否成功的根本標準。

  毋庸諱言,目前各地普遍存在的突出問題是司法人員嚴重流失,這一現象與司法體制改革是否直接關聯有待進一步科學研判。單純從就業的角度來看,“雙向選擇”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就業的主要模式,部分年富力強、經驗豐富的業務骨干選擇離開情有可原,導致其離開的工作壓力大、待遇相對低、晉升空間小、職業榮譽感下降等誘因正是此輪司法體制改革劍指的頑癥。為此,必須高度關注年輕司法精英的心理狀態,并從制度預期上努力作出回應,用制度打造留人環境,不斷強化其職業認同感、歸屬感和榮譽感,激發其投身司法改革的主動性、積極性,使司法改革邁開更加鏗鏘有力的步伐。

  摘編自《文匯報》

  【楊志梁:通過改革破除簡單的“管控思維”】

  楊志梁撰文指出,經濟新常態下,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要想同時實現穩增長、調結構和轉方式的目標,以往那種依靠政府行政審批配置資源、通過大規模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方式是行不通了,政府對市場的過多管控容易造成資源配置的扭曲或低效。目前在很多領域,政府還是承擔著資源配置的主導角色,必須通過改革,破除“管控思維”,把配置資源的權力還給市場。管控思維在一些干部頭腦中仍根深蒂固,有的地方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大包大攬,管了許多不該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經濟事務,既影響了市場體系的健康發育,又阻礙了全社會創造活力的充分激發。

  摘編自《學習時報》

  【李成:多元應是中國智庫首要追求的目標】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李成撰文指出,中國智庫現在處在一個非常快速的發展期,這與美國上世紀50年代、60年代有點接近。原因應該是比較清楚的,一方面是國際的,一方面是國內的,還有一方面是人才,這三方面正在促使中國智庫的迅速發展。

  這里一個關鍵詞是“多元”,中國發展智庫,也許獨立性不是主要的追求目標,至少在短時間內是這樣的,而多元性應該是它追求的目標。多元性也是基于國際環境的多極化,國際社會迅速變化,非常復雜,需要作為大國的中國對國際事務,包括經濟、能源安全、氣候環境等問題,都有進一步的認識。中國現在也變得越來越多元。在這種情況下,決策者有時候想的是一回事,民眾是另外一種觀點,這種溝通,需要智庫起很大的作用。

  摘編自《中國經濟時報》

  【程傳興:土地資產置換須將宅基地的退出與城市土地開發相結合】

  河南農業大學黨委書記程傳興指出,農村土地資產置換的實施可以交由市場,也可以由政府主導實施。在我國現在這個階段由政府主導比較合適,農民放棄農村土地的城市化遷移也應該由政府給予補償。從國際經驗來看,政府對分散的小塊土地進行整理以較低的合理價位出租或者出賣給家庭農場從而逐步擴大其經營規模,在法國、德國等國家已經積累了多方面值得借鑒的經驗。鑒于此,對勞動力城市化轉移放棄土地的資產補償應該由政府出面主導進行統一購買和置換。土地資產置換過程中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具體問題:一是對土地資產權證的設置。二是對資產權證價值的評估。三是戶籍權證的兌換。

  具體做法:一是加快對農民土地資產的確權,特別是農民宅基地財產權的確權,便于農民土地財產的顯現和土地資產的運作;二是以村集體為實施主體,盡快制定農民土地資產置換的交易規則,鼓勵有條件的農民脫離土地,融入城市;三是土地資產置換必須將農村移民宅基地的退出與城市土地的開發相結合,城市空間的擴張必須與人口的集聚相結合。

  摘編自《河南日報》

  【楊耕:文化不可能單純地從文化自身得到解釋】

  北京師范大學副校長楊耕教授撰文指出,有觀點認為文化具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文化是指人所創造的一切,包括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觀念文化這三種基本形態。狹義文化是指觀念文化,包括風俗、習慣、藝術、道德、宗教、哲學等等。狹義的文化實際上是指以意識形態為主要內容的“觀念形態的文化”。我不能同意這種觀點。坦率地說,這是一種無原則的糊涂觀念。文化當然是人創造的,但不能說人所創造的一切都是文化。實際上,文化是相對于經濟、政治而言的,就其實質而言,文化屬于觀念形態,包括文學藝術、倫理道德、宗教信仰、哲學思潮、風俗習慣。文化是人類精神生產的產物,是理論世界、價值世界、意義世界。

  文化與社會具有同一性,但不是同一體。社會不是各種文化形態的復合體,而是經濟、政治和文化的統一體。不是文化包含社會,而是社會包含文化;不是文化決定社會,而是社會的經濟以及政治決定著文化。文化不可能單純地從文化自身得到解釋。文化爭論的背后是生產方式、經濟形態以及政治制度的競爭。

  摘編自《北京日報》

  (光明網記者康慧珍整理)

姜志勇:基層改革面臨責任和權力、財力不匹配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