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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漢民:四大自貿區要進一步理清各自的戰略定位

  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四大自貿區、互聯網+、社會治理、經濟新常態、貧困縣考核機制、城市群建設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周漢民:四大自貿區要進一步理清各自的戰略定位】

  全國政協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協副主席、市社會主義學院院長周漢民表示,中國四大自貿區的掛牌,標志著我國對外開放、深層次改革的戰略布局已然構建完成,往前走,還要進一步理清各自的戰略定位。

  2.0版上海自貿區。一是要思考如何與“四個中心”建設和全球科創中心建設結合起來,加速建設一批高能級、面向國際的金融、貿易、航運平臺和創新平臺,把金融創新和科技創新作為上海自貿區的重中之重。二是完善組織架構,擴區之后的上海自貿區管委會,已正式推行“雙主任制”的領導架構。三是推動上海自貿區建設與長三角乃至長江經濟帶發展有機結合。廣東自貿區強調了粵港澳概念,明確提出依托港澳、服務內地、面向世界,以制度創新為核心,促進內地與港澳經濟深度融合,深入推進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強化粵港澳國際貿易功能集成,探索構建粵港澳金融合作新體制等。天津自貿區將著重于制造業和商業物流的并重開放;天津市是綜合改革實驗區,中央賦予天津先行先試政策;天津是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重要一極,天津港是京津冀最大的綜合性貿易港口,在京津冀吸引外資過程中發揮引擎作用。福建自貿區最大的戰略意義在于對臺,以“對臺灣開放”和“全面合作”為方向,進一步深化兩岸經濟合作,一來吸引臺資入駐,二來便利與臺灣的經貿往來,促進兩岸經濟和人員更好地融合??傊?,這四大自貿區都將立足國家總體戰略,充分發揮自身優勢,為“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一體化、長江經濟帶發展、粵港澳深度融合、兩岸經濟發展等,探索新途徑、積累新經驗,實現多層次、全方位的發展。

  摘編自《文匯報》

  【黃?。夯ヂ摼W+還將引起中國社會更深層次的變革】

  華中科技大學黃健表示,互聯網+還將引起中國社會更深層次的變革。除了對商業模式的改造,以及對產業經濟的沖擊,互聯網+還將至少引起三個方面的變革: 一、互聯網時代公司治理,已經完全不同于傳統企業的治理模式了。在互聯網+時代,接入互聯網的各個傳統行業的企業,也必將隨之變革公司治理模式,適應互聯網+時代的市場發展速度和技術迭代速度,否則將可能失去先機而被淘汰。二、在國家治理層面。將促進國家治理從模式上變革,從而對全社會進行有效的治理以促進社會健康有序的發展。三、個人思維模式變革。個人在工作、學習和生活中將更多的把互聯網納入到思考中來,思維模式也會因此發生變化。相比傳統的思維模式,融入了互聯網基因的個人思維模式將更好的幫助個體釋放潛能、實現個體發展。

  當今中國經濟與社會即將迎來劇烈的變革,互聯網+將成為新經濟時代的啟明星。從個體到產業再到國家,未來的中國社會發展會在多個層面受到互聯網的劇烈沖擊。對于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來說,這將是巨大的挑戰,也是難得的機遇。

  摘編自《大眾日報》

  【李建新:社會治理必然從一元化治理邁向多元和二元共同協的現代化治理】

  李建新撰文指出,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和開放,當下中國的社會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種變化雖然有時緩慢、無聲,但是卻能感覺得到它累積起來的效應,讓人不能無視它的存在和影響。舊有的社會團結以及社會控制方式已經越來越與現有的轉型中的社會現實格格不入。社會的分工和與此相適應的社會分化,已經很難像三十年前一樣形成一致的價值訴求和相同的集體意識,從社會治理的角度看,越來越難以出臺大家都一致叫好和接受的政策。另一方面,人們又希望更為可靠、穩定和可預期的規則法律,來界分彼此的行動范圍,或者權利和責任的邊界。這種分化從某種程度上是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一部分。因此,社會治理的方式也必然要從傳統的國家主導的一元化治理邁向多元的以國家和社會二元共同協作為特征的現代化治理,讓政府和社會共同發揮各自的作用,共同達到穩定和最佳的狀態善治。這一切的關鍵,是實行法治。即用體現人民意志、凝聚社會共識的法律規則,規范政府的治理、社會治理、生態治理和經濟組織如企業的治理。使得國家和社會的治理有法律規范可遵循,行為可預期,從而實現社會的團結和秩序。這個意義上,執政黨歷史上第一次在中央全會上以全面推進法治為題,是適應社會發展和歷史潮流的適時之舉,抓住了國家現代化治理的關鍵。盡管在人治傳統深厚的社會做到善用法治思維治國理政,用法治理念、法治精神、法治原則和法治方法進行政府治理、社會治理、生態治理等具體的治理實踐還有一段路要走,并且這段路還可能坎坷艱難,但是在推進的步驟已經展開的情況下,前景可期。

  摘編自《社會主義研究》

  【李干杰:經濟新常態為生物多樣性保護帶來的影響】

  環境保護部副部長、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國家委員會秘書長李干杰認為,在新常態下,我國經濟增速從高速轉為中高速,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經濟發展對資源要素的需求將呈下降趨勢。這些變化,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對資源環境的依賴,減少污染物排放,減輕對生態環境和生物多樣性的沖擊。

  在我國經濟總量大、結構轉型緩慢、資源相對匱乏的背景下,經濟發展對資源環境的壓力依然巨大,生物多樣性保護與開發建設之間的沖突依然尖銳,生態環境和生物多樣性保護形勢依然嚴峻。經濟新常態下的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應堅持保護優先、永續利用、公眾參與、惠益共享的基本原則,以滿足國家可持續發展和人民群眾對良好生態環境與生態產品的需求為導向,以減輕人類活動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和確保生物安全為出發點,從源頭遏制生態破壞,維護生態系統服務功能;以改革創新為動力,落實國家改革生態環境保護管理體制的要求,按照山水林田湖統一管理的目標,建立統一管理、權責一致的生物多樣性保護管理行政體制;以加強生物多樣性保護優先區域的監管為重點,創新保護戰略,實施重大保護工程,帶動整體和系統保護;完善政策法規和制度措施,強化執法監督懲罰力度,形成依法保護生物多樣性的新局面。實現到2020年,使生物多樣性喪失與流失得到基本控制的戰略目標。

  摘編自《光明日報》

  【吳國寶:貧困縣考核機制改革面臨的挑戰】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吳國寶指出,貧困縣考核機制的特殊性,使其改革面臨著十分艱巨的困難和挑戰。貧困縣考核機制改革的主要挑戰在于如何處理好以下三個重大關系。

  一、貧困縣短期減貧和長期發展目標的關系。貧困縣考核機制改革,主要是通過調整貧困縣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績效考核指標和權重,來更好地引導和促進貧困縣的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根據貧困縣的發展條件和所承擔的扶貧開發任務,選擇好貧困縣的發展戰略、行動計劃和舉措。二、貧困縣內貧困人群與非貧困人群利益的關系。在貧困縣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績效考核中面臨的第一大難題是,考核如何兼顧貧困縣內貧困人群與非貧困人群的利益和發展訴求。三、貧困縣與非貧困縣考核的關系。為了避免考核制度和方法的差異阻礙干部的正常流動和晉升,貧困縣考核結果與非貧困縣的考核結果必須具有可比性,保證同樣的努力在貧困縣和非貧困縣不同的考核制度下具有相同的考核結果,這對設計貧困縣考核指標和權重提出了很大的挑戰。

  摘編自《中國黨政干部論壇》

  【方創琳:充分認識城市群建設的長期性與艱巨性】

  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區域與城市規劃研究中心主任方創琳認為,長江中游城市群發展,一方面要高度重視,另一方面也要充分認識城市群建設的長期性和艱巨性,切勿操之過急和急于求成。

  從城市群發育的階段性規律分析,長江中游城市群目前尚處在發育程度很低的雛形階段,實現高度同城化和一體化發展還需要一個十分漫長的探索融合過程,長江中游城市群的建設不是依靠主觀意志“劃”出來的,而是依靠市場機制“育”出來的,更是依托城市合作“干”出來的。因此,要充分認識長江中游城市群建設的長期性和艱巨性,切勿操之過急和急于求成,要遵循城市群發育的階段性規律,逐步培育,持續建設

  摘編自《經濟參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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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漢民:四大自貿區要進一步理清各自的戰略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