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綠色化是新常態下經濟發展、社會輿論生態變化、第三方物流、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政府主導與市場主導差別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潘家華：綠色化是新常態下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源泉】
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所長潘家華表示，綠色化是新常態下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源泉。新型工業化需要實現綠色、低碳、循環以及減量、節能、控污、廢棄物再利用，這些需要投入，需要服務，需要就業，自然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例如，節能服務業正在成為一種重要業態；可再生能源設施的生產、安裝、維護是綠色化的支撐產業；生活垃圾分類處理與資源再生利用，農作物秸稈的資源化利用，森林碳匯工程建設與生態系統維護，不僅提升自然資產的品質和數量，而且孕育新的商機、提供大量就業機會；綠色產品設計、綠色供應鏈等也是綠色化的內容和經濟增長的源泉。綠色化為經濟新常態提供發展導向和支撐，經濟新常態使綠色化成為可能。綠色化不是簡單的綠化、環保和節能，而是穩增長、促改革、轉方式、調結構、惠民生的重要手段，應貫徹到社會生產生活各方面。
摘編自《人民日報》
【喻國明：社會民間力量在社會輿論生態變化中不斷再集結】
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所長、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喻國明表示，改革開放以后，隨著社會利益格局的多元駁雜，社會訴求也逐步多元化起來，不同階層的社會力量得以再集結，尤其是2008年汶川地震救災。這是新中國成立后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要事件，數以萬計的民眾自發地從四面八方爭相向災區提供幫助，很多非政府組織扮演了重要角色，政府允許這些組織參與救災，這些組織也自覺地遵守相關規定，加強救災活動的管理，爭取了民眾的支持。同時，網絡熱點事件發生后的社會討論有利于培養民眾對社會事件獨立的看法和認識，使民眾具備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從而提升了其作為現代社會公民的基本素養，啟蒙了他們的權利意識。同時，這個過程也建構了社會群體的行動邏輯和行動框架，并自覺地遵守和維護這些行動框架，這些框架反過來又進一步提升社會群體的社會動員和社會行為能力。
因此，網絡技術尤其是社交媒體技術的勃興和中國轉型期的社會表達方式的重疊不僅僅促使社會與國家之間發生互動，并且使“社會”力量得以重現和回歸，促成了社會一方得以“再生產”，最終實現了當下中國呈現出的社會和國家的雙向互動與變遷。
摘編自《人民論壇》
【宋則：將發展“第三方物流”作為政策實策的重中之重】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宋則認為，在積極穩妥發展的前提下，要避免新一輪的重復建設，防止把“第三方物流”作為泡沫來炒作。針對我國現代物流業發展滯后、格局散亂、家底不清的情況，需要就目前的物流資源進行全面的普查摸底。重點是各地區、各部門、各行業倉儲設施和運輸能力的種類、結構、分布、水平、閑置狀況以及現代化升級改造、存量重組的可能性等等，以便為制定宏觀決策和發展戰略提供可靠依據。當前尤其要制止各地采用違背物流規律的辦法，到處圈地辦物流的傾向。對配送中心和物流園區等“第三方物流”領域的投資行為，應當采取最嚴格的政策措施，強化指導和規劃，注重存量重組、升級改造，避免鋪新攤子，濫上項目。
摘編自《經濟參考報》
【陳竺：形成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強大合力】
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農工黨中央主席陳竺撰文指出，我們要清醒認識到，法律的權威源自人民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農工黨要進一步樹立法治理念，培育法治精神，形成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強大合力。一方面，我們要積極宣傳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大政方針，引導廣大農工黨成員和所聯系群眾，不僅要做到自覺學法、尊法、守法和用法，一切行為都在法律規范的軌道中進行，而且要積極支持和熱情參與法治中國建設，為依法治國添活力、增動力。另一方面，我們要構建和完善農工黨黨內的制度體系，在憲法法律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自身制度建設，把農工黨歷史上形成的好經驗、好傳統制度化、規范化，加強理論政策和組織制度保障方面的建設，實行制度建黨。
“以律均清濁，以法定治亂”，農工黨同志要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周圍，自覺維護憲法權威，遵守法律法規，發揮智力密集、聯系廣泛的優勢，圍繞法治中國建設建諍言、獻良策，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進程中體現農工黨價值，貢獻農工黨力量，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
摘編自《人民論壇》
【陳來：政府應樹立“中華民族心靈建設”觀念】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陳來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社會發展在許多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偉大成績。同時，在這樣一個巨大的社會變遷過程中，人的道德觀念和社會道德生活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其中包括很積極的變化，也出現了不少值得重視的問題。這些問題簡單地加以概括，就是市場法則對道德領域的侵入造成了人們道德觀念的迷失，導致人的意識的商品化與人際關系的商品化，以及自私意識的合理化。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和中華文明的道德精神受到了嚴重病害，這是具有根本性的問題，政府必須加大對這個問題的重視。道德生態水平是衡量社會發展和生活質量的標尺，應該與GDP一樣，成為現代化建設的度量指標。
在現代社會中，中國傳統文化可以與廣泛的教育領域結合，使中國文化的道德價值透過教育途徑，植根于廣大民眾與青少年的心靈。政府應以一種固定化的制度性形式，以確定和保證中華文化的價值、美德成為學校德育的基本內容。社會的傳統文化教育與經典傳習活動近年也開始流行，應當受各方面的支持。這些都是富有積極意義的社會教化，支持國學傳播和傳統文化的教育，不僅具有重要的中華文化傳承的意義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意義，也同時有改善社會道德風氣的現實意義。
摘編自《中國讀書報》
【盧現祥：政府主導與市場主導差別體現在四個方面】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經濟學院盧現祥認為，政府主導與市場主導，兩種研發導向機制的差別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其一，政府主導的研發投入機制可以把發明搞上去，但把發明轉化為創新較困難。市場導向機制既有利于發明也有利于創新，其獨特之處在于創新而非發明：通過給那些效率更高、產品最適合消費者需要的企業提供更高的回報，來激勵創新的實現。從現實來看，許多國家也有許多的發明，但都缺乏創新機制，缺乏把發明轉化為商品、產業的機制，更不用說將這種機制固定下來成為一種常規。其二，研發投入的市場導向比政府導向更有效率。創新是一個復雜的系統，而市場在整合資源方面比政府更有效率，比如草根創新（而非科技成果）就是19世紀30年代到20世紀60年代美國創新的主要源泉。其三，市場主導的研發機制比政府主導的研發機制更有利于減少不確定性和分散風險。由于不確定性，技術變化使政府不可能制定出有效的計劃，也難以在技術易變的領域里對R＆D的資源進行有效的配置。其四，美國和蘇聯研發投入決定機制的差異帶來許多啟示。美國的研發是向下、向企業、向市場，并且市場導向與發揮政府作用結合得比較好，而蘇聯則是向政府。相比之下，直接改變我們生活的家電、互聯網、電腦、手機、民航、汽車等等，還有工業制造技術，都主要來自美國。差別的根源就在于：蘇聯的科研是國家主導，而美國的研發是市場主導。
摘編自《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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